政治上，东晋朝廷逐渐形成了门阀制度，地方设立侨置州郡。

经济上，东晋劝课农桑、出现庄园经济，江南得到了初步的开发。

然而，汉末三国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况，到了东晋时期却是愈演愈烈。

赋税上，在淝水之战后，东晋基本恢复了西晋的户调之式。

谢安的王公以下都要交税，而在役者可以免交的制度被改变了。

由此可以见到，人们把役、调对举，服役者不能免调，输调者不能免役。

《晋书·范宁传》所记便有“举召役、调，皆相资须”之言。

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

闻人奭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之言（《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瑾不绝”的现象，王公贵族却是从来不服役的。

淝水之战前要纳税，而战后，也看不到有关他们纳税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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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有所谓“复士”，推其源当始于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后，亲属虽不可荫，世族公卿本人却重新变成了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阶层。

这又是镇之以静方针被破坏的表现。

人口方面，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从而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

同时，滞留在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

当时，主要的流亡潮有六次，分别为

一、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

二、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

三、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

四、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

五、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

六、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

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南迁人口约有五十万，至东晋初南方人口达1050万人。

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

经过近百年较安定的增长，到东晋末人口达1746万人。

都城建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140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业、手工业品的集散地。

城内外的贸易市场就有十多个，来往船只成千上万。

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文化上，东晋时期取得了一定成就，各类诗词歌赋都大盛于东晋。

着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

在绘画、书法方面也有颇杰出的成就，如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都有很高艺术价值。

思想上，东晋一朝，玄学之风相当盛行。

除此以外，魏晋（西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

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

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

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

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

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裴頠、江惇、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

范宁甚至着有《罪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

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