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第 20 章(1 / 2)

“你爷爷奶奶真好,那时候粮食那么紧张,居然还舍得给他端碗菜!”万云对小时候那种吃不饱饭的饥饿感记得尤其牢固,别说把碗里的饭给外人吃,就是自家人多吃一口少吃一口都要争起来。

周长城说:“我们家祖籍不是平水县的,是从北方过来的,我爷爷说,再往上数,老祖宗是西北的。”

“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在解放前落户到了周家庄。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北方发水灾,地龙翻身,颗粒无收不说,还发人瘟,半个村子的人就一路往南逃,路上没了很多人,等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只剩十来户人家了。那年月,日本人打我们,国军到处战乱抓壮丁,哪里都不太平,因为是外来户,好多的地方也不收留他们,能在周家庄落脚,还是因为都姓周。”

“我爷爷奶奶估计是想起了当时自己作为外来户被本地村民欺负的事,就对桂春生老师有种同病相怜的同情,大家都是平民百姓,不是穷凶恶极的人,落难时,大家能互相看顾就互相看顾。”

周长城这么一解释,万云立即抬头看他,难怪她总觉得周长城不像平水县的人,他个子高,手长脚长,轮廓分明,鼻子挺拔,让人看一眼就印象深刻,忍不住上手摸了一下他的下巴,又冒出一个甜笑。

周长城被万云突如其来的喜爱弄得脸发烫,抓住她的手,四下看着没人注意他们,立即亲了她一口,“啵”地一声,响亮又大胆。

听到这个声音,两人不禁楞了一下,一同笑出声来,手牵着手,靠得更近了一些。

“那后来呢?他是怎么把你带到县里来的?”万云看着农贸商店门口的人有增无减,喝口水,又往树荫底下挪过去,和周长城继续说气话来。

后来,后来的事情,说起来就是人生不可承受的重担了。

“七七年夏天的时候,周家庄发了山洪大水,大水从山上冲下来,好多田地和家禽都被冲走了,过了好多天洪水退去,被救下来的鸡鸭鹅猪都发了瘟病,很快就传染给了人,我爸妈就是那一年没的。”周长城那年十一岁,在一场洪水瘟疫中失去了双亲,家里的房子也被冲塌了一大半,剩他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听闻至此,万云握住周长城的手,心里说,现在你有我了,我们是一家人。

周长城低着头,继续讲下去:“夏天发了大水,淹了不少田地和人,粮食歉收,本就活得艰难,那年不知为什么冬天又特别冷,比往年要冷得多,周家庄连接下了好几场大雪,每一场都没过膝盖,附近山上的柴火都被砍光了取暖,村里一下子有十多个老人没熬过那个冬天,我爷爷奶奶就是其中两个。”

自此,周长城就成了周家庄上的孤儿。

他家本就是外来户,到周长城也不过是第三代,不像村里其他人,都是沾亲带故的,村干部他们只好把未成年的周长城安排到跟他拐了几个弯的堂大伯家里。

说是堂亲,其实算干亲,前头长辈都是一起逃荒过来的,住在周家庄同一片地方,当亲戚这么走动罢了。

堂亲家里对他这个被托付的孤儿根本不上心,又觉得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周长城多吃一口饭,他那个堂大伯和大伯母都觉得亏了,天天支使他上山下田地干活,一日都不让他闲着。

等空下来的时候,堂大伯还打压周长城,充当长辈:“若不是我们家心善收留了你,给你地方住,给你饭吃,你现在连村头的狗都不如!”

周长城那几年,着实吃了不少寄人篱下的苦头。

到了七八年春天的时候,陆续有人平反,从下放的农村回到城里,恢复原职。

桂春生原来所在的单位开始有领导平反翻案,这几个人组织了一些有同样遭遇的人互帮互助,于是就有亲人朋友学生联合起来,替还未回城的老师们向上写信,桂春生也是其中一个被要求重审的。

这种信写了快六十封,才引起上头的重视,到了七八年秋天的时候,总算有人来调查桂春生的情况,调查组的人还询问周家庄的村支书周善民,问这人在周家庄改造得怎么样。

村支书一口保证桂裴华已经改造好了,在下放期间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天天参加最艰苦的劳动,绝对是一颗红心向着无产阶级的好朋友!

那时候桂春生还叫桂裴华,没有改名字。

调查组的人和桂裴华也谈了话,让他交代过去的事,桂裴华这些年做了成千上百份检讨,很是认真地应付着来调查的人,他知道想回到原位,就得抓住这次机会。

这个调查做了三天,要走之前,调查组的人让村支书在调查书上签字按手印,还盖了公社的章,就回去了。

到了七八年十二月底,桂裴华老师正式平反的文件下来了,告别周家庄,回到了广州,和从前的同事亲友上了见面,人虽然回去了,可并未恢复原来的职位,他有一部分的档案仍留在平水县。

因为桂裴华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现在已经确定,就是逃到香港去了,虽然桂老师一再表示,他和他们真的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逃过去的,但组织对其态度有所保留,决定暂时不让他回到教书的岗位上去,现在大学恢复招生,高校正常上课,万一他怂恿策反年轻气盛的学生逃叛就糟糕了。

桂老师在广州坐了两年冷板凳,无事可做,好在因为他个人平反了,前些年的工资和票据都给补发了,他没事做,但饿不着,在熟悉的地方,比在周家庄过得好多了。

七八年后,广东改革开放的态势越来越明朗,因其本身是千年商都和省会,加之靠近港澳,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快,到八零年时,广州的工作重心已经基本上转向经济,各行各业都有起头之势,尤其是文化类的行业。

桂裴华终于闲不下下去了,他找到管理他这类情况的组织,表明自己愿意从教育线转行,他从前是教国文的,文字功底好,恰好现在报社在招聘记者岗位,他可以做经济和民生类的报道,见报的文字诸多审核,上头有编辑和总编,还有支部中心,不必担心会有什么反动言论。

组织的人讨论过后同意了,现在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候,比桂裴华出身问题更严重的也有不少,也在陆续平反,回到原处。何况如今还要引导华侨归国投资,他有海外亲戚,可以去跟亲戚们做做工作,就同意桂老师的档案从大学调至广州的报社,甚至还同意他尽快和香港的家人取得联系,说只要不危害国家安全,欢迎他们归国团聚。

八零年做出这个改变,也是一个春天,桂裴华取得了组织的同意,一路辗转,再一次坐上了去平水县和周家庄的汽车,要把自己最后一部分档案调出来,拿回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