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早上的，艳阳高照，周长城和万云挤了一小时的公交车，热得额头和背后全是汗，衣服都皱了，两人一下车，就在附近找了个井头，跟附近的村民要了点水，用旧手帕擦脸擦脖子，冷水敷面，再灌几口铁皮水壶里的水，这才凉爽一些。

在公交站台下了车，再往西郊农贸市集去的话，还得走一段路，今天放假，仿佛整个平水县的人都出来走动了，西郊这种远郊，也是摩肩接踵的，小小一片井字形的街道，人多得水泄不通，有些路段还得挤着走。

好不容易走到万云熟悉的那几个农贸店门前时，她看到不远处停了一辆大巴客车，车头上面放了块白色小板子，用大红色的颜料写着四个字：开往广州。

万云指着牌子，有点兴奋：“你看，是到广州的车！”

周长城也好奇地看了那辆车一眼，车子乘客坐得很满，车窗全部打开，人头攒动，车顶用绳子绑满了行李，司机和几个人在边上喝水抽烟吃东西，没有来凑农贸市场的热闹，估计外地经过的客车，暂时停在这儿休息的，也不敢放太多乘客下来，担心万一跟当地人起了冲突，走都不好走。

“哪天我们也能去广州看看就好了。”万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

离开万家寨的知青们写回来的信，像描述了一个新世界，充满了蛊惑，这种幻想深深地扎在了万云的心里。

尽管来信知青说的不是广州，却也是一个大城市，信里说的那个到处都是工厂，一人一张床，每个月工资甚至有两百块的世界，对于万云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周长城也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对山外面当然也有期待和好奇心：“那我们攒点钱儿，等有长假的时候就去，到省里坐火车去！”

“我看报纸上，有些地方结婚的夫妻还会去‘蜜月旅行’，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都是有名的大城市。”周长城略带兴奋地和万云说，这些是他在厂里读报栏上看来的。

万云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那咱们多多攒钱，等攒够了，先去广州，再去其他地方。”

说起来，他们也是新婚夫妻呢！

“好，去广州，还能看看桂老师！”周长城不由拉着万云的手，跟她一同神往起来。

“桂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万云又问，又觉得周长城厉害，竟能认识住在大城市的人。

周长城还是那句话：“这件事，真是说来话长。”想想万云已经是自己人了，两人夜里关了灯，什么肉麻的话都说得，何况跟桂春生老师的事也不算什么秘密，早晚要说一下的，不如现在讲了。

“桂老师，原本是叫桂裴华，是下放到周家庄的知识分子，后来平反了，他自己就给自己改名叫桂春生。”周长城说起这个六年没见的老师，也有些陌生了。

“我们那儿有十几个下乡的知青，但没有下放的臭老九。”万云也想起那几个大城市来的知青们，有男有女，“七九年后，他们全都走了，一个没留下。”

周长城说：“本来平水县也不是他们的家乡，政策放开了，他们就回家了。”

万云也跟着同意，谁都想在自己家，她不也一样，希望和周长城有个自己的房子吗？

“桂老师这个人，命运比较波折。”周长城和万云也不急着去农贸商店买东西，于是找块干净的空地坐下来吃点自己带来的花生，现在店里都是人，嗡嗡嗡的，他们不着急赶回去，就懒得去人挤人。

“他原本是教大学生的老师，七零年被打成黑九类，最开始只是在他们当地的街道扫大街，”周长城对桂老师的来历知晓一些，了解得又不是那么具体，只能模糊地跟万云讲一讲，“除了他本人是知识分子，桂老师家在解放前应该是地主，我听人说他是地主的后代。广东那边有下南洋淘金的习惯，他好多近亲在国外都没回来。”

“桂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七零年的时候十七岁，被当地安排到内蒙去插队了，在当地待了四年，谁知七四年冬天他跟着另外几个人扒着运煤的火车，一路南下，穿过铁丝网，逃到香港去了。这件事一传到当地的革委会，桂老师夫妇就被严加看管起来了。”

“革委会的人把他们夫妻关押起来审问了一个月，也没从他们嘴里问出有用的信息来，没有办法，也就把他们夫妇释放了。可放出来后，处境反而变得更差，子债父偿，原本还能待在城市的桂老师夫妇和小儿子，受大儿子拖累，得被继续下放，往更偏远的地方去。”

“最开始，桂老师和妻子儿子是一起被下放到粤北一个山村里的，桂老师不服气，出发前写信给当地领导申诉，说这是迫害，要求再次彻查，还他们清白，但每一封信从他那里递出去都要被审查一遍，桂老师的申诉信被拦下，被革委会的人知道，就看他更不顺眼了。除了地主成分，儿子逃港，他有不少亲戚都在海外，涉嫌重大的海外关系。于是本来要去粤北的他，因为这封信的缘故，最后只能跟家人分开，就被下放到了我们周家庄，离家远远的不说，还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举目无亲。”

听别人的人生，跟听故事似的，有种隔靴搔痒的茫然。

八十年代后，不少地富反坏右被平反了，从坏份子变成了要团结的一部分力量，加上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伤痕文学，说的就是□□十年上山下乡的事。

万云不上班，万雪担心她一个人在家无聊，给了不少故事类的杂志给她看，有些是民间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是知青下乡期间发生的事，她这几天倒是看过几个。

“那他是怎么跟你认识的？”万云问。

“桂老师原来是个大学老师，下放的时候，因为怕村民们不知道他的来路，被他语言挑拨，引起人民矛盾，所以他的档案一开始就是公开的。我们周家庄的村支书上过中学，是个尊师重道的人，对有本事教大学生的桂老师很是尊敬，他刚到我们庄上的时候，红袖章们来的不算频繁，只是把人放到我们那儿，支书伯伯还给桂老师在知青点边上弄了个小土屋，他就跟知青们一起干活挣工分领粮食。”周长城慢慢回忆着当年的事情。

“七五年我十岁，记得是刚过完年不久，跟同村的小孩儿在村口玩儿，忽然来了一队戴红袖章的人，说要从严处理桂老师的问题！”周长城的脸色有点严肃，显然对那一次的记忆印象很深刻，“他们说，桂老师下放到粤北的家人也逃跑了，但是没人知道他们逃到哪里去了，革委会的人怀疑跟他大儿子一样，也逃到香港去了。”

“于是那一阵子，桂老师不能住小土屋了，戴红袖章的那几个人把他的东西都拿走，只剩下两件衣服，让他搬到我们庄上的牛棚里去。后来时不时还要被压出来做检讨，满村子去游行。”

周长城的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嘴巴前，有些不忍回想，除了桂老师，他们村还有其他下放的地主后代，知青也有二十来个，不过都没有像桂老师这样凄凉，三天五头都要被拉出来批斗树典型。

跟桂老师没有交情之前，周长城和周家庄其他这种半大的孩子一到游行的夜晚就很兴奋，拿着跟棍子跟在红袖章后头乱窜，唱着当年的歌曲，嚷着要打倒一切。

“我们庄上有三头牛，在山脚下有个牛棚，桂老师就在牛棚边上搭了个三角草棚子，庄上给他安排清理牛棚的活儿。”周长城喝口水，继续说，“这种安排，村支书也没办法，只让他打扫牛棚，其他的农活就没给他安排了，主要是红袖章们来得太勤快了，想让桂老师喘口气都不行。”

万云看着周长城那张深邃的脸，端然肃穆，想来是对桂老师的惨状抱了很大同情的。

“庄上的牛每天都要赶到山上去吃草，这个活儿不算重，村里安排给我们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也算三个公分。那天刚好轮到我，出门前，奶奶给了我一根煮熟的红薯，让我放牛的时候饿了吃，我拿着红薯，就兴冲冲跑到牛棚去牵牛出来吃草了。”

周长城想起第一次和桂春生说话的情境。

当时他爸妈和爷爷奶奶都在，家里只有周长城一个小孩，大人们都疼着他，有点多余的粮食全都先紧着他。

后面亲人陆续病逝，他成了周家庄的孤魂野鬼，吃了几年苦，可细细分说起来，他的童年是充满了温情的。

周家庄的牛有三头，一次要去两个孩子，可那天，本该和他一起的小伙伴从树上跳下来弄伤了脚，赤脚医生给夹了竹板子，出不了门，他就一个人拿着奶奶给的红薯去了牛棚，反正只是把牛赶上山，牛吃饱了，再赶回牛棚里，这些是他做惯了的事，且都是性情温顺的老牛，大人们都还算放心。

到牛棚的时候，周长城跟往常一样骑在一头青牛的牛背上，拿着路上折的小竹鞭赶另外两头牛。

这时住在牛棚边上的桂老师虚弱地站起来，扶着牛棚的竹竿，蓬头垢面，嘴唇发白，脸色有不正常的红晕，小声地问他：“小孩，你的红薯能不能分我一半？”

周长城当然紧着粮食，把红薯放在胸前，生怕这老头要抢他的食物。

可桂春生当时根本没有力气，连抬眼都觉得累，见这小孩手上有点吃的，才爬起来问一问，他想，若是今天一点米粮都不进，那就干脆死在这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