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尔顿珠对蒙古的处境可是了如指掌。

1921年，外蒙古在E国的支持和鼓动之下，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在政治制度上也理所当然的选择与E国保持高度的一致。

E国本想有一个忠实的小弟跟着他打江山，可事与愿违。

自从外蒙古“革命”成功开始，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外蒙古政坛就出现了激烈的讨论，一些民族觉醒人士和先进人士，对该走上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和如何发展经济制度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并且有严重的分歧。

1932年，E国就不乐意了。

我能扶持你闹革命，也能革了你的命。

为使外蒙古不偏离原本的政治轨道，E国和共产国际不断对其内政进行干预。这样强加干预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外蒙古更加尖锐的政治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外蒙古也是如此。

在积累的大量的不满之后，外蒙古的牧民爆发多场起义。

因为E国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日积月累的红色土壤，而外蒙古属于“大跃进”。

相当于给一个原始人一台笔记本电脑，他能用得惯嘛？他只能嫌弃这个笔记本砸核桃还没石头好使？

那既然如此，你强迫我使用笔记本电脑，那我的石头就没用了，就来砸你的脑袋。

如此恶劣的局势，让E国、共产国际和蒙古人民革命党意识到：

在当时所执行的基础政策不适应外蒙古社会现状。

1934年9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九大，把新政方针作为党的总路线，实行政治多元主义，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新的政治政策为外蒙古带来短暂曙光，E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外蒙古内政干涉。

本来欢欣鼓舞、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的外蒙古人民开始准备迎接新生活的时候，国际局势再度发生剧烈的变化。

随着苏联与日本领土矛盾不断加深，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斯大林对外蒙古内政干涉，再次影响该地区的政治走向。

当时外蒙古领导层选择的政治走向跟E国的路线完全相悖。

斯大林就派工作组好言相劝，劝他们收手。

可这帮外蒙古的“革命者”好像是革上了瘾，俨然忘了自己是如何发家，直接以人民的名义拒绝了工作组的建议。

而E国与外蒙古领导层的分歧主要存在于如何对待喇嘛和寺庙。

斯大林认为，为了抵抗小鬼子的侵略，外蒙古增加军费、扩充军队。

但是此时寺庙已经掌握了外蒙古绝大部分的财产，甚至还有一些蒙古牧民听从寺庙的要求，不参加外蒙古军队。

斯大林匪夷所思，怎么能让一个寺庙比一个政府更有话语权，外蒙古牧民怎么能把应该上供的税赋捐给整天无所事事、蛊惑人心的喇嘛？

于是，斯大林建议当时的外蒙古的根登政权必须消灭喇嘛和寺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