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会据理力争：“五祖将袈裟金钵传惠能，惠能才是正统的六祖。”

大会两派的争辩，一时成为禅宗“南顿北渐”两大派系，最终神会获胜，南宗顿教的佛法在北方迅速崛起。

天宝四年(745年)兵部侍郎宋鼎信奉南方“顿悟”的禅法，将神会请进东都洛阳。此时，普寂禅师已经辞世，神会在洛阳大展宏图，大力弘传“顿悟”宗旨，在荷泽寺为六祖惠能建堂立碑，依照自己的宗统绘画了《六叶图》，力称六祖惠能才是禅宗法脉的正统继承人。

后来，神会将辩论记录整理面世，冠名为《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

由于在北方神秀一派的“渐悟”异常炽盛，洛阳又是北秀的势力中心，而神秀的门徒一直将得五祖授传圣物南逃的惠能视作仇敌，故此，他们瞅准机会，恃着势力，借助他们所能倚重的政治势力和手段，向神会发动了凌厉而多重的反击，终于将神会驱逐出京城。

神会被迫远徙湖北，流离辗转，不到两年时光，迫得搬了四次住地，从弋阳郡转到武当郡，再转到襄州，天宝十三年(754年)七月，又敕移至荆州开元寺。在迫迁期间，神会雄心如矢，不变初衷，到处力弘南宗的“顿教”法门，激扬踔厉。

天宝十四年(755年)世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安禄山举兵攻陷了东都洛阳，直逼长安。玄宗皇帝惊惶万状，弃城而去，奔逃到西蜀。当时连年天灾又是连天的战患，令唐朝国力渐弱，国库空虚。大唐江山，岌岌可危。副元帅郭子仪采用了右仆射裴冕的建议，通令全国郡府俱设置戒坛度僧，收取一定的香油钱作为税钱以为军饷。并力邀神会主持此事。

当时，深孚众望的神会因遭到奸佞卢弈的诬奏，谪居于荆州，今见山河扳荡，京都危如累卵，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知道这是大力弘扬南宗禅法的良机，于是挺身而出，以讲禅为名，在各大府设戒坛度僧广收“香油钱”，筹集了大量的钱银，送与唐朝军队作为军饷，令世人为之注目。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由于神会功绩显赫，故被唐肃宗下诏请入内道场供养，敕封为“禅宗七祖“并赦令工匠扩建修葺荷泽寺。宝应二年，又建塔于洛阳宝应寺。神会在洛阳，将他多年修禅的心德著书立说，于天宝四年(745年)著成了《显宗记》，书里对顿悟南宗与渐悟北宗进行阐述，推崇南宗惠能得五祖真传，亲授有袈裟、金钵等圣物，是真正的禅宗六祖。评击北宗神秀不过是恃着当时人多势大，自封的假六祖。定南北顿渐两门，即南能为顿宗，北秀为渐教。“南顿北渐”之名广为传播。当时，世人对《显宗记》争相传抄，广泛流传，影响甚大，在北方独树一帜。

上元元年(760年)神会圆寂，世寿93岁，被皇帝谥封为“真宗大师”。唐贞观十二年(796年)，德察敕神会大师为“禅宗第七祖”，并敕碑置神龙寺，其法流称为“荷泽宗”。

神会门人中，英才甚多，最为突出的是一直追随其左右的无名禅师、法如禅师等。“荷泽宗”的第二至第五代传人，高举“顿悟“法门的旗帜，在大江南北创设了多个禅山与寺院，名播遐迩，追随者众。

由于神会自小沙弥时已侍奉六祖，对于饮食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期间深得六祖真传，后又随六祖回国恩寺。六祖示灭后他又重振南宗顿悟禅风，后又被皇上敕封为“禅宗七祖”；故此，新州的历代寺院都塑他的像，置于六祖塑像之侧，作为侍者列于祖殿。

中国的所有佛寺藏的都是十八罗汉像，唯独新兴国恩寺是二十罗汉像，即多了法海与神会两位。这里事出有因：法海是六祖惠能的大弟子，曾记录《坛经》有功，后成了韶州宝林寺的住持；而神会乃是六祖惠能的传人，曾在大火中舍身抢救出《坛经》。

历史沧桑，世事悠悠。

安史之乱以及此后的唐武宗大举灭佛，加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战争，摧毁了北宗赖以生存的经济土壤，渐修北宗不得不逐渐走向衰微与颓败。伴随着中原文化的南移，栖身于山林、植根于民众的南宗思想文化在南方迅速成长，昌盛繁荣。

中国佛教史上先后曾有“三武一宗之难”(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第四次排佛)，皆有赖于禅宗师僧得以保存规范。柳宗元所写的《曹溪大鉴禅师碑》中有云：“其说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在宝林寺，六祖惠能培养出的弟子数不胜数。《景德传灯录》及《传法正宗记》皆载有嗣法四十四人，《法宝坛经》说有门人十人。而其中最为世人注目的，最有成就的有五位被世人称为“五大宗匠”：那就是南岳怀让、青原行思、永嘉玄觉、南阳慧忠、荷泽神会。

如果说六祖惠能奠定了曹溪法门理论层面上的禅修原则；那么，他的得力弟子便在具体的实践中去验证与进一步发展弘扬。他们在宝林寺听了六祖惠能的讲经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刹，广为布道，发展了禅林学说，各人机锋百出棒喝齐施又自成一家，风行草偃，广播遐迩。曹溪一脉，法海横流。

神会首宗荷泽宗，流行于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