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掌军国政令、佐天子执政，国之制诰皆由此出，魏晋以来便为枢机所在，并且在朝廷格局之中位置越来越重要。门下省出纳帝命、总典吏职，佐天子统政，侍中一职由来已久，本是出入禁中、近侍帷幄，其后渐掌奏事纳谏、拾遗补阙，以至于封驳上命。

简而言之，这两者一掌政令的拟定、一掌政令的宣达。一道影响国家政治的命令，先要在中书省形成具体的书令条文，而后传达到门下省进行核查审批，然后再由门下省发付具体执行命令的机构进行实施，这些命令的主要执行机构便是尚书省六部。

这一套的流程便形成了一个三省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的一个局面，一个帝王哪怕再怎么权欲熏心、不肯放权，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的亲力亲为，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因此正需要这样一套职权和责任都清晰分明、井然有序的统治系统进行辅助。

当然，对于李泰这种威望无双的开国帝王，本身又可以称得上是比当世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清楚新生的大唐政权该要如何发展的人，这三省六部的政治构架其实是形式大过效果的。

因为本身威望既高、加上目标明确，所以他的行事风格必然也就要更加的强势，任何一种官制都只是为了配合他，而非是为了斧正和限制。但他之所以还是要施行三省六部的制度，主要还是为后世创制，对此同样也并不马虎。

由于三省各有司掌、分工明确，丞相这一南北朝时期霸府意味浓厚的职位就没有再继续保留下来的必要了。包括尚书令这一行政系统的老大，大唐朝廷同样没有再设置，而是以尚书左右仆射分掌尚书六部事宜。

如此一来，尚书仆射两员、中书令两员、门下侍中两员，这便是如今朝廷最为重要的几个职位，得任此职的臣员各自都分掌了一部分原本丞相的职权。

对于李泰和新生的大唐政权而言，三省彼此间互相制衡的效果并不是当下所需要的，反而更加需要三省诸司通力合作、认真努力的执行皇帝陛下的命令，各种不必要的内耗则能免则免。

所以在三省六部之上，李泰又将原本的上阳宫政事堂保留下来，用以供中书、门下两高官官合署办公，在政令的拟定和宣达程序上尽量做到顺畅快捷、减少分歧。

至于尚书仆射由于需要实施监督六部行政，则就不需要在政事堂办公，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特许尚书仆射又或者其他高级官员进入政事堂办公。

如此一来，丞相的职务虽然不再设置，但政事堂的存在又能够发挥出过往丞相府的职能，因此在政事堂办公的朝士重臣，同样也可以称为宰相，只是从原本的独相转变为群相，职权也被拆解开来。

李泰所选择的第一届执政班底，尚书左右仆射分别由先后担任过他的行政副手的崔谦与长孙俭出任，彼此间早有共事的默契，两人也都能充分领会他的意图从而做出恰当的配合。中书令则有卢柔和柳敏担任，门下侍中乃是梁国公萧詧与出身元魏宗室的元赞。

至于其他那些重要的朝廷职位，也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陆续的选贤任能，务求做到才能与职位相得益彰。

这其中，李泰将在河北颇负盛名的崔瞻任命为礼部尚书，着其前往河北巡告诸州郡择贤入贡、以待朝廷考察授官。通过诸州贡士，开始正式的通过选举渠道逐步的将河北士流也纳入到新朝的统治序列中来。

就在崔瞻奉命出巡的前夕，新封冀国公的高仲密却连连求见，主动请缨前往河北巡抚民情：“臣徒以齿长，于国立功甚微，但幸与至尊相共危难，遂得恩佑荣赏，心甚感激，常思报君。今河北新定，臣家于河北旧享薄誉，今请为至尊使徒喉舌，为至尊奔走宣告仁治，盼能使人心速定、秩序早成！”

李泰对高仲密那就太了解了，绝不相信这老叔会有这么强的事业心，闻言后便也直接笑语说道：“河北诸事，自有群徒勤奋分事，无劳阿叔奔走一程。阿叔居此若有锦衣夜行之憾，来年局势安定之后，我亦将亲巡河北，阿叔自可同行，风光荣归、炫耀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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