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对柳家人口倒是不怎么感兴趣，沿途便一直在询问柳仲礼这座庄园的经营细节。

柳仲礼对此也不敢有所隐瞒，详细介绍道：“得益唐公治水利耕，库利川两岸多成肥田，一岁勤耕细作，亩收粟可达两石有余，收菽则可三石。寒家拥田近九顷，扣除粮种并人畜食料，岁终仍可盈收七百石有余。积粮备荒两百石，余者尽可输官，可得盐引短则二百斤、长则百十斤，入市沽之，又可得利折粟百余石……”

陕北地区主要种植的作物乃是小米、高粱与各种豆类，柳仲礼一家人口三十多，还有饲养的牛马数头，每年自家消耗粮食估计就得上千石，再扣除作物种子等消耗，九顷田地每年还能盈收七百石，这样的收成那是非常不错了，基本上是耕作三年便可有两年积储。

古书讲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随着时代的发展，农耕技术和亩产量也在提升。再加上柳仲礼一家并不是寻常的自耕农，其部曲乃是隐户，有劳力而无租调，有这样的收成也算是比较正常的水平。

盐引分为长引和短引，是以运输销售的距离区分，能运的远那自然价格和利润更高，反之则就低。但也并不是所有人获得盐引后都会去提盐销售，像柳仲礼家搞个百十斤的盐引根本就不够折腾的，所以不如干脆直接卖给那些大盐商们，如此也是一份收入。

但柳家这座庄园显然不只是单纯的种田，就李泰所见的范围便有十数顷之多，除了那将近九顷的耕地之外，还有数顷桑田果园。

南朝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很多达官显贵也都不讳言商，甚至亲自经营庄园产业与商贾买卖，所以柳仲礼介绍起自家园业来也是很有条理。

“三年之桑，一株一岁可采叶三十斤、收实五十斤，亩植桑株参差二十之间，桑椹可以当食、叶则饲蚕，一亩桑饲得蚕茧五十斤、得丝二十斤有余……”

对于唐公的问题，柳仲礼自是极尽详细的作答，但却不知道他讲的这样详细，已经是触及到唐公的知识盲区了。

李泰虽然也是苦日子熬上来的，但还真做不到像柳仲礼这般对于庄园中所有产出和数据都如数家珍，按照他自己能够理解的数据换算一下，那就是一亩桑树养蚕制成的绢每年大约在二十匹左右。

当然实际的换算肯定没有这样简单，尤其这当中每一个流程都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因此不可等同于一亩桑收绢二十匹。

就连官府在征收户调的时候，都有绢、绵和布、麻这样的选项供人选择，就是因为对许多均田户而言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和时间将绵麻纺织成为绢布，只能上缴半成品作为户调。

柳仲礼家虽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奴婢，但也并没有将所有桑田都遍植桑树，因为养蚕织布根本就忙不过来，如果仅仅只是出卖丝麻等半成品，那所得利润完全不如种植别的更高经济属性的作物。而这当中，柳仲礼就着重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茶园。

“小民旧居襄沔，因有饮茗之疾，本以为离乡之后恐怕便要疏远此味，却不料北州亦多士民嗜好此味。因此之前便托人于汉中觅得几株茶树良品，移植于此庄园之内，虽然失时失地，以致茗叶回甘甚短、苦味悠长，但因此乡品类殊少，收采市卖也得利不少！”

柳仲礼将李泰引至茶园中，指着园中那几十株长势不一的茶树介绍道。他虽然去年年末才请辞，但这座庄园经营不只一时，正因经营的已经颇有成绩，所以才在辞官之后干脆定居于此。

李泰听到这话后，忍不住便指着柳仲礼笑语道：“称贤何必言陶朱，柳侯治事亦功力不浅啊！饮茗之风普及此乡未久，柳侯竟然已经有查并因之得利。”

饮茶之风虽然源远流长，但直到隋唐之际才兴盛起来，而茶叶作为一种重要的外贸商品，则就一直到宋明时期才奠定起来。而李泰之前在兴建师佛寺的时候，便已经有意用宗教仪式在稽胡当中推广饮茶的习俗，几年时间下来也是略有成效。

他在山南的时候，已经开始进行茶叶的种植与品种改良，并且也在将之当作重要的商品向关中以及其他地区进行推广，不只是为了单纯的牟利，也是希望能够借此加强区域之间的文化风尚和饮食习惯上的交流。

没想到在这西河郡中，柳仲礼也是无师自通的感受到这股风潮，并且已经展开了以谋利为目的的本土化经营，不得不说这商业嗅觉也是很灵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