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陕西之地的孙传庭，更倾向于采用明初时就已经存在的老办法——军屯制度，以此来逐步提升明军的整体实力。

至于其他诸如官吏一体化、陕西大规模移民、驿站改革以及皇家公司入驻等诸多改革项目，孙传庭的态度则显得相对冷淡。

他对此类事务的反应不仅不够积极主动，甚至还流露出些许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的意味。

在他看来，这些改革措施或许过于激进冒险，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此，面对这样的局面，孙传庭选择了谨慎行事，坚守自己认为更为稳妥可靠的方式方法。

孙传庭面沉似水，目光如刀般直直地射向杨嗣昌和温体仁，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冷笑。他的声音冰冷而又充满嘲讽：“方才我等在御前与皇上据理力争之时，你们二人竟然还能看似义正言辞地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苦口婆心地劝阻皇上切勿意气用事，以免毁掉如今这来之不易的稳定局势。那时，我认为咱们皆是志同道合之人。”

说到此处，孙传庭冷哼一声，语气愈发严厉起来：“然而，此时此刻再看，原来你们不过就是那随风倒的墙头草罢了！一旦皇上态度依旧强硬，不肯听从劝谏，你们二人必定会毫不犹豫地改变立场，谄媚迎合，任由皇上犯下弥天大错却不加阻止！像你们这般惺惺作态之徒，哪里还有半分身为大臣应有的风骨和气节？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奸佞小人，与那外头靠色相取悦他人的兔儿相公毫无二致！”

孙传庭这番话语可谓毫不留情，已然不仅仅局限于政见上的分歧，更是上升到了对对方人格的猛烈抨击。

在明朝时期，官员们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弊病，他们往往无法就具体事务进行客观理性地讨论与处理。一旦出现意见分歧，便会将问题肆意放大，并毫不留情地给对手贴上党争的标签，甚至恶意攻击对方的私人品德存在缺陷。

此时，年事已高的温体仁凭借其深厚的涵养功夫，尚能勉强克制住内心的愤怒，不至于让情绪轻易地表露于面容之上。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轻气盛的杨嗣昌。这位自视甚高且颇具才能之人，在面对如此局面时却难以按捺心中的怒火。毕竟，若论及圣上的恩宠，他自信绝不逊色于眼前这位来自山西的吝啬老抠。

只见杨嗣昌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子，毫无顾忌地直接呼喊出孙传庭的全名。他怒目圆睁，声色俱厉地质问道。

“孙传庭，孙匹夫！你少得意忘形，以为这里是你的陕西巡抚衙门吗？

你莫要在此处喋喋不休地谩骂他人了！难道只有你才称得上是忠臣、能臣、贤臣吗？

莫非在座的诸位皆是奸诈谄媚之徒不成？

你口口声声指责我和温大人如同家奴一般，那么请问你自己又是何等人物呢？

大家同为享受朝廷俸禄、肩负为君主排忧解难重任的臣子，如今皇上正面临诸多忧虑未解之事，而你非但未能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反而在此挑起内部纷争，究竟所为何故？”

“哼，休要再说那些毫无用处的废话！我孙某人向来眼睛里容不下半粒沙子，一是一，二便是二，绝不含糊！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今日我总算是彻底看清楚你们两个人的丑恶嘴脸了！

倘若日后皇上再有那种令上天愤怒、让百姓怨恨的行径，你们两个绝对逃脱不掉怂恿和教唆的罪责！

待到那时，搞得全天下人都知晓此事，人人唾骂，其中必然也会有我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