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安平在金门大战之后也已沦为废港，剩下的广州口岸，又随着髨贼的入寇而失陷。所以朝廷在海贸上一文银子也收不到了。

朝廷大臣们，对失去海外贸易口岸这件事，并不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因为大明的大多数年份里，海洋带来的只是威胁，不是收入。为了防备东洋西洋来得“倭寇”“洋盗”，还要花费重金沿海设防。

隆庆开海这件事，在历史书上被大书特书有特殊的意义。实则探究其政策内容和通过的背景就知道，所谓的“开海”，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寓禁于征的措施罢了。官方在无法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放开一道缝，把一部分地下贸易转入地上，从而可以从中抽税。这并不意味着大明已经意识到了海商贸易的重要性，也不意味着明王朝对待商贸的态度改弦易辙。

选择月港作为开放口岸，本身就体现出了开海是一种权宜之计。月港附近多山，使得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土地少而贫瘠、交通不便，大明所鼓励的农业在这里难以发展。不得不靠海吃海的搞起了走私贸易。换而言之，这是一种“不得已”的作法。月港的地理环境，本身来说并不适合作为开放口岸。

这种三心二意的开关政策，使得朝廷在发展海上贸易上并不重视，而且还有意的加以限制。即使是在最繁华的1594年，月港的所有税收也不到三万两。对大明的财政不过九牛一毛而已。

温体仁是浙江湖州人，对海贸的“赚钱”其实是有切身体会的。大量输出海外的丝织品大多出这里，作为本地缙绅，每年光是销售生丝和蚕茧的收入就是一笔莫大的收入。至于其他人，则对此并无太深的印象。

刘宇亮道：“陛下，本朝开埠，以月港旧例，每年引税、水饷、陆饷、增饷不过两万两。今云可得银二十万两，实乃虚妄之言。”

其他阁僚也纷纷表示质疑。二十万两可不算小数字了。很多地方一个县全年的商税才不过几两银子。上海县虽富也不至于能点石成金。

温体仁却知道这不是什么虚妄之言。海贸的利润之高，他有所耳闻。尤其是这几年招商船行以上海为基地，悄悄地和日本、朝鲜做生意，参股的江南缙绅无不赚得盆满钵满。温家虽然没有直接入股，但他家是招商船行的主要生丝供应商之一，每年只是卖生丝就就能净得数千两。若是朝廷在上海开埠，依照当初月港事例每年东西洋一百一十引的制度发放船引，再按照郑芝龙在安平收取“牌饷”每船两千两计算，二十万两是手到擒来之事。

不知这上书之人是谁？温体仁暗暗诧异。通政司送来的所有奏章他都看过引黄，大概知道内容，最近这一年多来就没有人上书谈过开埠设关之事。

皇帝久居深宫之中，连京师都没有出过，显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那么是谁上书的呢？温体仁立刻想到了太监。

太监的贪婪异乎寻常，且万历年间就有派遣太监去各地税关担任税监之事，皇帝莫非是受了太监的蛊惑才想起了此事？

但是眼下的江南海贸利益，多在江南士绅手中。朝廷要在上海开埠设关，侵夺他们的权宜，不啻于虎口夺食。

虽说他已经有心要整治复社，在上海设关大可借此掐断他们的财源。但他可不愿与江南缙绅为敌。何况太监们谋划此事，亦未与自己通气――他倒不反对太监借此敛财，但是白白的送一个好处给他们，他也没这个兴趣。

当即他轻轻咳嗽一声，道：“开埠固然能增国家之收成。只是上海县不甚妥当。”他提醒道，“上海乃是南直大县，距南京不过数百里，快马朝发夕至，又扼长江入海要道，乃海防重镇。沿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难关防，不宜开埠行商。”

上海的海贸各种优势在17世纪的官员们看来，正是最大的劣势。温体仁如此一说，阁僚们纷纷表示赞成。

温体仁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皇帝闻言一时间也无从反驳。毕竟这只是钱太冲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建言。

眼瞅着此事已无后话，温体仁却又道：“上海虽不合适，然皇上所言开埠之事于国事亦大有益处。臣请不妨在沿海他省，不甚要害之处另择一地，开埠设关。”

这话说得很是得体，亦照顾到了皇帝的面子。崇祯亦觉甚是满意。其实不论是月港、广州还是上海，他都无甚特殊印象。说到底还是被二十万两的收入打动了。

只要能收到钱，开埠选择何处他并不在意。当即赞许道：“温卿果是老成持重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