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和衡州这两场激烈的战役之中，孔有德和尼堪这两位声名显赫的高级将领不幸阵亡。此消息一经传出，犹如巨石入水，瞬间在清廷引起轩然大波，整个朝廷上下皆为之震惊不已。就连顺治皇帝也受到极大的震撼，心中竟然产生了想要放弃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川、云南以及贵州这七个省份，并与南明永历政权议和讲和的念头。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取得了“两蹶名王”这般辉煌耀眼的胜利，但大西军却未能趁热打铁，将这种优势成功地转化为在抗清前线上更进一步的军事成果。恰恰相反，这场胜利仿佛成了一个导火索，点燃了潜藏于大西军余部领导层内部那早已存在且日益尖锐的重重矛盾。原本团结一致对抗外敌的局面开始逐渐瓦解，各方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愈发频繁而激烈起来。

话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公元 1653 年）正月，眼见着李定国所取得的惊人战绩，孙可望心中的嫉妒之火愈发熊熊燃烧起来，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于是他亲自统率大军出征，妄图效仿李定国再创辉煌。不仅如此，他还强拉上文秀一起行动，以期能够万无一失。只可惜，他们终究还是因为过于轻视敌军而遭遇惨败，在宝庆被打得丢盔弃甲。

而那孙可望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军队抵达了沅州之后，便马不停蹄地派遣使者前去召见李定国前来沅州商议要事。其实呢，这孙可望心里打着如意算盘，想要趁着这次机会将李定国抓捕起来，从而夺取他手中所掌握的兵权。

这边厢，李定国在接到孙可望下达的命令之后，丝毫不敢怠慢，赶忙着手整理起自己的行囊和装备，做好了随时出发前往沅州的准备。然而就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啊，刘文秀之子刘震竟然亲自跑来，神神秘秘地告诉李定国说他打探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孙可望此番召他前来沅州乃是暗藏杀机，打算将他“收而杀之”！这个突如其来的密报让李定国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

倘若他选择不去沅州应命吧，那么孙可望势必会以此为由给他扣上一顶违抗军令的大帽子，并很可能会因此而兴师动众地前来问罪；可要是他真的乖乖听话去了沅州吧，又必然会与孙可望展开一场激烈的权力争斗。就在李定国犹豫不决之际，孙可望那边却是急不可耐，短短三天时间内竟然接连下了足足七道命令（只差五道，就赶上宋高宗的十二道金牌了），催促李定国速速动身前往沅州。

面对如此紧迫的局势，李定国最终还是无奈地率领着自己的部队朝着沅州方向进发了。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们行军途中，刘震再次派人前来劝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李定国当机立断决定撤回广西。

再说另一边的孙可望，此刻正亲自统率着规模庞大的大军从靖州（也就是如今的湖南靖县）出发，一路经由武冈进军至宝庆（即现在的湖南邵阳）。他的麾下可谓是猛将如云，其中不乏像白文选、冯双礼这样能征善战的大将，整个军队的总兵力更是高达十万人之多。只可惜，孙可望机关算尽太聪明，最终却落得个自食恶果的下场……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三月初六这一天，阳光洒落在大地上，却未能驱散那弥漫在空气中的紧张气氛。清定远大将军屯齐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满汉主力大军从永州出发，一路向北挺进宝庆。他们旌旗飘扬，盔甲闪烁，马蹄声如雷贯耳，仿佛要将这片土地踏碎。

十五日那天，清军抵达岔路口安营扎寨。此地距离明军将领白文选、冯双礼和马进忠所在的营地——周家铺仅有三十里之遥。第二天清晨，天色阴沉，细雨绵绵，清军冒雨进军，直至周家铺。只见明军营地高高地矗立在山顶之上，山势陡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雨水打湿了双方士兵的战袍，但他们依然严阵以待，列阵对峙，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这个夜晚，寂静的夜空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原来是孙可望率领着他的亲军从宝庆府赶来增援。他的到来给明军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让原本紧张的气氛变得愈发凝重起来。

公元 1653 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十七日，天刚破晓，晨雾还未散去，明军便趁着雾气掩护，果断地下山向清军发起了全面进攻。一时间，喊杀声响彻云霄，刀光剑影交错纵横。清军迅速分路迎击，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战斗。战场上，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每一刻都有人倒下，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染红。

经过一番殊死搏斗，最终孙可望所统领的明军还是不敌清军，遭受了重大挫败。许多英勇的将士战死沙场，伤者不计其数。清军则趁机乘胜追击，一举占领了宝庆府。然而，这场胜利对于清军来说也是来之不易的，他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激战中，正黄旗的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和武京都不幸阵亡，永远倒在了这片异乡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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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这边厢孙可望等人刚刚吃了一场大败仗，士气可谓是低落至极。然而，祸不单行，没过多久，白文选竟然又在辰州遭遇了失利。这一连串的打击，让原本就艰难的抗清大业瞬间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

一时间，那片曾经充满希望和斗志的天空，仿佛被一层厚厚的阴云无情地笼罩住了。光明似乎渐行渐远，而前途则变得一片黯淡无光，令人心生绝望。

就在众人忧心忡忡之际，另外一路大西军刘文秀却从四川的方向向湖广地区发起了进攻。可让人感到诧异的是，刘文秀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异常消极，甚至还处处提防着孙可望。原来，早在永历六年（公元 1652 年）的时候，刘文秀曾率领着王复臣、贺九仪、袁韬、武大定、张先璧、张光萃以及祁三升等一众将领，统率着步骑五万大军，从乌撒、雪山关、泸州等地浩浩荡荡地展开了收复四川的军事行动。

在七月份的时候，他们攻打叙州，与清将卢光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并最终成功击败了他，还斩杀了总兵南一魁。紧接着，刘文秀大军乘胜追击，继续攻打重庆，并迅速包围了成都。在此期间，他们更是一举击杀了清方知府周基昌，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果。

只可惜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那位威名赫赫的四川名将、一直镇守石柱的秦良玉，由于年事已高，已于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与世长辞了。她的离去，使得四川的防御力量大大削弱，整个四川几乎都成为了清军的囊中之物。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大西军的将士们究竟该如何应对？抗清大业是否还有转机？一切都是未知数……

且说此时，刘文秀之敌手已变为那赫赫有名的平西王吴三桂。起初，大西军气势如虹，奋勇杀敌，竟将已然改编为清军的关宁军都统白含贞、白广生等一干人斩于马下，并成功地围困住了吴三桂。面对此般绝境，清军毫不退缩，拼死突围，一路逃窜至绵州（即现今之绵阳市）。经此一役，清军损失惨重，伤亡者逾万之众，吴三桂更是狼狈不堪，只得落败而逃，退保宁之地。

然刘文秀却被眼前的胜利迷乱了心智，变得骄傲自大起来，对敌人轻视不已。他全然不顾及王复臣的恳切谏言，贸然下令围攻保宁。岂料此举非但未能奏效，反而致使己方遭遇惨败，就连忠心耿耿的王复臣亦不幸战死沙场。尽管此番战役过后，清军亦是元气大伤，不敢在此地久留，吴三桂遂率领其关宁军匆匆撤回汉中。至此，四川境内的清军大致得以肃清。

只可惜，大西军虽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那孙可望见状，却是趁机大作文章，指责刘文秀有勇无谋，不仅不听从良策，更折损了一员大将，于是不由分说便削去了刘文秀的职务。就这样，刘文秀被压制了整整一年之久。

此次，刘文秀肩负重任，领命出征湖广，并负责巩固四川之地。为确保后方安稳无虞，他派遣麾下诸多得力部将祁三升、狄三品、杨威、贺天云以及郑守豹等人进驻四川嘉定府，精心布防，严阵以待。与此同时，刘文秀积极与位于川东三峡地区的李来亨、郝摇旗以及夔东十三家取得联系，旨在协调各方力量，共同进击湖广。

然而，此时此刻的刘文秀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虑。因为他深知，孙可望一直对他和李定国心怀叵测，很有可能趁此机会从背后下手，将他们一举歼灭。而且，由于大部分部下都被派往了四川，真正能够参与到湖广作战行动中的人手实在有限。面对如此艰难困境，刘文秀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刘震暗中派出使者，向李定国传递重要消息——“孙可望正等待我们抵达之后便立刻将我们置于死地！”

这一点充分表明，当时不仅孙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就连刘文秀对孙可望也是相当不信任了，这乃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在此次湖广行动当中，刘文秀不仅未能展现出面对吴三桂之时的战斗力，反而致使其部下卢名臣不幸中伏身亡于常德城下。

原本孙可望精心策划了一项规模宏大的战略部署，满心期望能够与长江下游的张名振等人成功建立联系，进而协同作战、共图大业。然而，由于刘文秀出师不利，不仅损兵折将，而且使得整个行动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可是，面对这样惨痛的败局，难道所有的责任都应当归咎于刘文秀一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定国和刘文秀对于孙可望是否依然能够诚心诚意地共同合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疑虑。刘文秀深知自身在三位王爷中的实力相对较弱，地位亦不稳固。倘若失去了李定国这个强大的盟友支持，那么孙可望要想对付自己简直易如反掌。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刘文秀不得不将自我保护以及维护李定国的安全视为此次行动的首要任务。毕竟，在这场复杂的权力博弈之中，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