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校长的示意，周文接着陈述自己的看法。

“所以，卑职认为，最有可能忍耐不住这么长时间的，很可能是那些中低层的日军军官。因为他们已经从骨子里面看轻了我们中国军队的战力和决心，而且在九一八事变中尝到了擅自挑起事端的甜头。”

“这些日军官兵经过九一八事变、热河战役和长城战役等一系列的胜利，其骄横狂妄之心已经膨胀到了极致，眼看着中国北方最为繁华的北平和天津两个城市近在咫尺，就如野狼看见到了嘴边的两块肥肉，如何会忍耐得住？”

“所以卑职认为，这些日军必然会在平津地区不断挑起事端，而且最多45年的时间，就会主动发起新一轮的进攻，意图染指我河北地区。”

“请校长恕卑职无礼，卑职就想问一句，如果几年之后，日军再在我平津地区挑起事端，我们还有后退的余地吗？我们难道会又一次和日军谈判，再把北平和天津这等我中华腹心之地拱手相让吗？”

面对周文这近乎有些无礼的质问，校长并没有动怒，而是闭目沉吟起来。

但此时他心中却是有些震惊，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土匪提出的这些看法居然很有道理，而且还恰恰是参谋部的分析中没有考虑到的盲点。

一直以来，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人，考虑中日关系的出发点，都是围绕这日本政府的意向和日本舆论的导向来分析的，而且国际上那些分析家也是居于此来进行推测。

但是，纵观日本近几年跟中国爆发的军事冲突，全都不是由日本政府来主导，而是当地的驻军单方面发动的，而且都以微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

这就进一步骄纵和膨胀了日军以小博大的赌徒心理。

甚至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本外务省还专门给南京政府发来照会，解释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开战的意愿，并还保证要严惩肇事者云云。

因为当时的日本财政已经接近破产的边沿，哪里有什么军费用来进行战争，甚至有的内阁成员已经提出裁军和裁减军费的议案。

但是，让整个世界都跌破眼镜的是，就是连一个师团都不到的日军，仅仅用了他们自身弹药储备的三分之一，仅仅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将近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收入囊中，单是在沈阳的各个银行和商号以及民间抢夺的钱财，总价值就超过200亿大洋。

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沈阳的各大工厂的成品和机械设备，其中就包括号称亚洲最大的奉天兵工厂及大量的武器装备。

而日军付出了多少代价呢？

这个数字说出来，会让所有国人都感到羞耻和屈辱。

日军2万多人进攻拥有2000万人口，80万平方公里面积，20万军队驻守的东三省，代价仅仅付出了24人的伤亡和价值11万日元的弹药物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