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琰退回自己座位，见李毓祯放下茶碗，和申王有话说的样子，又起身退坐到风炉边，看着炉火守茶。
李毓祯盘膝坐着，和申王说话挺随意，“前两日我去了黄河巡视水利，从洛河口北上，一直到壶口瀑布，昨晚日暮才回京，还没来及入宫。——夫子才从吐蕃回来，收获如何？”
萧琰一听微讶，顿时明白了，圣人为何没安排她在正月十八书院开学时入学，原来那时申王还没有从吐蕃回来。
当然萧琰并不知道，申王去吐蕃之前就与霍王打了一架，为了争做她的讲武夫子，所以她也不知道她在很早以前就被天策书院“盯上了”，此时她心里只在想：申王留在吐蕃，应该是会同三清宫和梵音寺的宗师追剿吐蕃余众吧？
吐蕃那地方雪山莽莽，草原茫茫，隐藏人是很容易的；南边的藏布江大峡谷也是山高谷深，据说最深处有一两千丈，地势险峻，布满了郁密的森林，加上大峡谷云遮雾罩，即使有十几万人隐藏在其中都很难发现。大唐军队在雪山和峡谷森林这种地形里，还很难出动大部队搜索，只能派出一个个的小分队，但是这样很容易被吐蕃余众分个伏击，或者遭到野兽毒虫扑杀，说不定剿上十几年也搜捕不尽，还会让兵员一点点折损在丛林和雪山峻岭中。
如果没有武道宗师，这个“剿灭吐蕃余孽”很可能是付出人力和物力的漫长消耗，但有了宗师就不一样。尤其先天宗师，神识集中放出，可达七八百里，如果有集聚的人群，肯定逃不过先天宗师的神识。加上军中还有易道师，测定一个大概方位，不是很难。有了这个大概范围，再出动宗师搜索，耗费的人力和时间都要少得多。大唐让周边诸国都戒惧，就在于不仅军队强大，而且武道强大，还有这让人头痛的神秘莫测的易道。据说大食人和欧罗顿人也有占星术，似乎是同出一源的分支，但大唐的易学家们研究后说，“只观天而不知地，徒有阳而无阴，小道尔”，说拿来作为大唐天文学的借鉴可以，但要入道境，就不可能了。总起来说，这西夷占星术尤其天文方面的观测还是有些用的，但和易学相比，就恰似一个为“术”，一个为“道”的差距了；而被大食人和欧罗顿人视为“最高深智慧”的占星术还不可能被吐蕃人掌握，所以想在大唐军队这种武道加易道的搜索下逃脱，那真要运气，以及能让他们长期掩藏气息的地方。
申王却没有立即回答李毓祯的话，反而问她视河的事：“今年春汛有溃洪危险？——唔，你是打算这一年间，将大河大江都走一遍？”
大河、大江是唐人对黄河、长江的习惯称呼，这本就是它们的原名，而“大河”正式有“黄河”这个外号是从高宗时代起，那时从霍兰山东部的大河上游到中下游的汴州（开封），因为泥沙的常年沉积，河水已经是半浑浊的黄色了。大河水患虽然自古就有，但从世宗朝后期，才开始比前代频繁起来，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洪灾，到先皇敬宗朝时，更是每五年就要抗洪一次，到如今的长治朝，河道官员每年都要积极防备春汛、夏汛、秋汛了，称为三汛期。
水灾，已经成了大唐的三大内政痼疾之一。
萧琰不由留神倾听，虽然她对政务没兴趣，但对这种涉及民生的事，她还是关心的。
便听李毓祯回道：“嗯，是有这个打算。以后，就没这么方便了。”
圣人一旦晏驾，太子登基为帝，立她为太子，以太子不堪政务的身体，立即就会下诏她监国，再到地方巡查就没这么便利了。
她没有立即说洪汛，却说起了人口，淡凉的声音道：“长治三十年，户部人口大普查，大唐全域计一千七百五十六万户，计口约一亿一千万人。若加隐户和奴婢人口，以及深山老林里未编户的人口，约摸还有一千万。
“大唐之前，人口最盛时是西汉，王莽篡位前是六千万，至后战争破坏，统一王朝立国短，再无西汉时人口。大唐统一南北时，人口也才四千多万，到如今，已经翻了一番之多。人口繁衍之快，盛过历朝。这是想当然之事，国内太平，赋税不重，人口增加便快。这是好事，却也不完全是好事。”
她看了眼支起的竹窗外葱郁的竹海，绿色望不到边际，声音如竹林般幽凉，“人口太多，垦田太多，破坏林木太多，水灾越来越频繁，也不奇怪。”
的确不奇怪，萧琰也听四哥萧琮讲过，因读《高宗实录》有两道诏令与此有关，萧琮便给她详细讲过前因后果。
那是高宗三十年，司天台、天策书院、国子监会同请道门、佛门的易道大家聚会长安，切磋辩论易道，道门的易道大家提出了“人口繁衍过盛不利水土”之论，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也引起了当时旁听的高宗的重视，之后便下令翰林苑易学士会同天策书院地院精通地理的易学家研究此论。易学家们在经过对历朝历代人口和灾害的史料对比研究后，得出结论：伐林为田对地表的破坏，将使泥土流失，导致人为洪涝。
易学家们的研究很严谨，对史料的考证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这也使研究的结论十分可信，单以关中为例，先秦时代还有大片原始森林，在秦统一六国后，关中涌入大量人口，垦地面积增加，加上始皇帝修建宫殿陵寝，大量砍伐树木，造成黄土地泥土开始流入河中；至西汉时期，天下大治，又有大量林区变成农耕区；再至大唐，国力强大为历朝之盛，都城规模也是前无古人，耗用木材无数，仅就长安而言，除了在邻近州县的山中采伐外，还远到岐山、陇山采办，秦岭和终南山的风水都破坏不少，道门和佛门对此意见很大，所以才有易道交流会上联合发难“垦田伐林有妨水土”之事。
而翰林苑的天策书院的易学家们研究证实了这个结论，对大唐的国策影响颇为深远，最直接的影响是，高宗先后颁下《河域植树诏》《山林限伐诏》，下令木材商人采伐树木必须取得当地河道衙门开出的伐木许可令，并对大宗伐木开征伐木税，偷伐林木者重处，甚至死刑。而这个限伐诏令，又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比如造成了砖石建筑材料需求的增加，促进了民间制砖业和采石业的大发展；又比如，造成了以竹子为原料的竹纸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又比如，促成了取代木柴——这是林木消耗的最大宗——的新燃物的出现，即现在冶炼上大量使用的石炭（煤）；而石炭在冶炼上不及木炭的缺陷，又促进了石炭的“提纯”（焦炭），使炼出的铁和钢的纯度、韧性都得到了提高，从而促进了铁器和武备的革新，而铁器的革新又促进了农耕的发展，转过来又造成了人口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垦田进一步增加……总之，一项诏令，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