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端、宋质都是一惊,宋质道:“拘拿段圭?这段圭的罪已坐实了么?”
崔言道:“二位相公,熊御史失踪一案,已可断定乃是熊御史路经陕州,无意查出陕州府官员有贪墨情事,却被陕州官员得知,遂买通熊御史两个随从,将熊御史谋害,以灭其口。此事既定,其中有一事却不得而知,那便是陕州府官员如何得知熊御史查出贪墨的。”
“据严榷查知,熊御史在陕州只见过两个陕州官员,一个是甘山驿驿丞,另一个便是时任陕州府太守段圭了。熊御史见那甘山驿驿丞之时,尚未入陕州,必不能得知陕州官员贪墨情事,又怎会向驿丞言及此事?那便只有陕州太守段圭了。崔言以为,熊御史必是规劝段太守,要他查实陕县令谢蕴之罪,却不知段圭与那谢蕴本是沆瀣一气,便就此下了毒手。”
“那陕州太守府经历文修整日跟随段圭,那日晚也随段圭到客栈拜望熊御史,定然也是脱不得干系,是以也要一体拘拿。崔言以为,熊御史定然遭了毒手,凶犯便是段圭、文修、谢蕴与熊御史两个随从,蔡重楼虽未参与此事,却定然与段圭暗通款曲。谢蕴想必并非自尽,乃是为人所害,加害之人,只怕便是蔡重楼遣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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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那日晚段圭的四个轿夫,只怕也知晓些许内情,昨晚我已遣快马去往陕州,命严榷缉拿那四个轿夫,五木之下,谅他不敢不招。至于贼子使了何种手段,害了熊御史,又教人不知不觉,那便非是崔言所能想及的了。但只要拿住这几个贼人,便可尽知了。”
袁端犹豫片刻,道:“事关重大,默之便不能待拿住那四个轿夫,问出实情,再拘拿蔡重楼与段圭么?他两个都是朝廷大臣,还是要稍存体面。”
崔言断然道:“袁相公,这万万不可。他两个虽是朝廷大臣,熊御史却也是朝廷七品命官,身份贵重。谋害朝廷命官,本就是丧心病狂,又有何体面?况且,蔡重楼身在中枢,手眼通天,若是再走漏风声,此案只怕再无法大白于天下。是以,此时须得当机立断,倘若迟疑不决,悔之晚矣。”
袁端目瞪口呆,他原本是杀伐果决之人,只因身为首相,顾忌太多,这才难以决断。此时听崔言剖析清楚,便也不再迟疑,当即道:“也罢,便依默之,断不能再教小人借机脱身。只是拘拿蔡重楼、段圭两个朝廷大员,我政事堂也无此职权,须得请旨查办。按说该我三人同去见驾请旨,然只怕蔡重楼不久便要回来,为免他生出疑心,默之你独自去请旨便是。此案是你主办,你独自请旨也无不妥。”
崔言“唰”的站起身来,施礼道:“是,崔言这便去请旨。”
袁端忽又道:“且慢,此案牵连太广,若你独自去,只怕有事难以决断,还是...还是劳宋相公与你同去罢。若是蔡重楼回来,我拖住他便是。”
宋质也站起身来,道:“好,我与默之同去便是。有袁相公在此间,定不教蔡耸生疑。”说罢与崔言向袁端施了一礼,转身推门而去。
虽已入秋,太阳上来后仍是火辣辣的热。已是巳正时分,政事堂中照旧忙乱,四个中书舍人在外间忙得抬不起头来,里屋门却紧闭着。
屋内只坐了三个人,袁端与宋质仍旧坐在炕上,地下椅上坐的是崔言。
袁端、宋质二人面色凝重,只听崔言道:“昨日晚间桑鼎便将这事说与我了,因蔡重楼在,一时不及禀与二位相公。恐惹他生疑,我并未寻机禀报。直至蔡重楼去了户部,才得空禀报,请二位相公决断。”
袁端迟疑道:“默之,蔡重楼虽有些可疑之处,然他是朝廷重臣,中枢宰执,怎能以字迹便定了他罪过?况且那匾额是否当真是蔡重楼所书尚未可知。倘若拘拿问罪,出了差错,多少年的情分便撕破脸了。”
宋质道:“袁相公,正为他是宰执之臣,才不可轻纵了。蔡重楼若干犯国法,便是我政事堂之耻,你我怎能容这等小人为所欲为?若是政事堂不管不问,日后他东窗事发,我二人担上恶名事小,政事堂何以服天下?政事堂政令恐再不能颁行天下。这岂非是我等之过?”
崔言道:“禀相公,今日一早我便带着昔日蔡重楼所书笔墨去了兵部,寻那兵部职方司郎中齐愬。那齐愬是常到万胜镇萧楼的,他见了蔡重楼字迹,便断认那萧楼匾额定然是蔡重楼所书。齐愬又说,他年初之时又曾去了一趟万胜镇,萧楼上的匾额已是换过了。若非心虚,这匾额又怎会轻易更换?”
袁端仍旧犹疑道:“纵然蔡重楼勾结万胜镇乡绅渔利,虽是罪过,却也算不得重罪。又怎能据此便断定他与陕州案相关?我等大张旗鼓拿问他,倘若不能坐实,政事堂颜面须也不好看。”
崔言道:“相公,初时我也只道拘拿谢蕴的消息是从陕州漏了出去,然现下细细想来,倘若当真是陕州大理寺官员泄露消息,这消息在路上一来一回数日之久,那谢蕴为何偏偏在拘捕文书刚到陕州之时身亡?若说是巧合,却也未免太过巧了一些。”
宋质道:“正是,若是在陕州便走漏了风声,那些贼子为免夜长梦多,早便下手将谢蕴除去了,何必等到政事堂文书到了陕州才下手?”
崔言道:“是以消息定是从梁都走漏出去。然那日知晓此事之人除二位相公外,便只有我与蔡重楼、陈崇恩了。陈崇恩与陕州素无瓜葛,只怕连那段圭、谢蕴面也未曾见过;崔言自问从无苟且之心,那便只有蔡重楼了。蔡重楼既有勾结地方豪强之事,岂能不教人生疑。”
袁端道:“纵是蔡重楼走漏出消息,他又如何能赶在兵部驿传之前赶到陕州,他纵快,又岂能快过六百里加急?”
崔言道:“相公,此事是我之疏失。那日商议之后,我在申时才将文书交与银台司,银台司归总后,到申时末才将文书发与兵部,是以便晚了一些。再者文书虽是六百里加急,却非军报,我也并未加意嘱咐。那文书到陕州城外之时正是酉时末,陕州城门已关,兵部驿使并未叫开城门,而是等到第二日卯时才将文书送进城。如此,那贼子只需早过兵部驿使一个时辰,便可进城,便有一夜时辰行事。事,便败在这一夜之间。”
袁端也知崔言事忙,这文书又是机密之事,不便交与旁人,这才晚送了,又怎能因此责怪崔言。便道:“这也是命数。此事若不漏出风去,又怎能疑到蔡重楼身上?与你并无干系。既如此说,只怕蔡重楼当真脱不得干系了。依默之之意,是要即刻拘拿蔡重楼了?”
崔言道:“禀相公,非但要即刻拘拿蔡重楼,还要遣快马赶往利州,命蒋廷即刻拘拿原陕州太守,现利州转运使段圭,并原陕州太守府经历,现利州漕粮转运监文修。”
袁端、宋质都是一惊,宋质道:“拘拿段圭?这段圭的罪已坐实了么?”
崔言道:“二位相公,熊御史失踪一案,已可断定乃是熊御史路经陕州,无意查出陕州府官员有贪墨情事,却被陕州官员得知,遂买通熊御史两个随从,将熊御史谋害,以灭其口。此事既定,其中有一事却不得而知,那便是陕州府官员如何得知熊御史查出贪墨的。”
“据严榷查知,熊御史在陕州只见过两个陕州官员,一个是甘山驿驿丞,另一个便是时任陕州府太守段圭了。熊御史见那甘山驿驿丞之时,尚未入陕州,必不能得知陕州官员贪墨情事,又怎会向驿丞言及此事?那便只有陕州太守段圭了。崔言以为,熊御史必是规劝段太守,要他查实陕县令谢蕴之罪,却不知段圭与那谢蕴本是沆瀣一气,便就此下了毒手。”
“那陕州太守府经历文修整日跟随段圭,那日晚也随段圭到客栈拜望熊御史,定然也是脱不得干系,是以也要一体拘拿。崔言以为,熊御史定然遭了毒手,凶犯便是段圭、文修、谢蕴与熊御史两个随从,蔡重楼虽未参与此事,却定然与段圭暗通款曲。谢蕴想必并非自尽,乃是为人所害,加害之人,只怕便是蔡重楼遣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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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那日晚段圭的四个轿夫,只怕也知晓些许内情,昨晚我已遣快马去往陕州,命严榷缉拿那四个轿夫,五木之下,谅他不敢不招。至于贼子使了何种手段,害了熊御史,又教人不知不觉,那便非是崔言所能想及的了。但只要拿住这几个贼人,便可尽知了。”
袁端犹豫片刻,道:“事关重大,默之便不能待拿住那四个轿夫,问出实情,再拘拿蔡重楼与段圭么?他两个都是朝廷大臣,还是要稍存体面。”
崔言断然道:“袁相公,这万万不可。他两个虽是朝廷大臣,熊御史却也是朝廷七品命官,身份贵重。谋害朝廷命官,本就是丧心病狂,又有何体面?况且,蔡重楼身在中枢,手眼通天,若是再走漏风声,此案只怕再无法大白于天下。是以,此时须得当机立断,倘若迟疑不决,悔之晚矣。”
袁端目瞪口呆,他原本是杀伐果决之人,只因身为首相,顾忌太多,这才难以决断。此时听崔言剖析清楚,便也不再迟疑,当即道:“也罢,便依默之,断不能再教小人借机脱身。只是拘拿蔡重楼、段圭两个朝廷大员,我政事堂也无此职权,须得请旨查办。按说该我三人同去见驾请旨,然只怕蔡重楼不久便要回来,为免他生出疑心,默之你独自去请旨便是。此案是你主办,你独自请旨也无不妥。”
崔言“唰”的站起身来,施礼道:“是,崔言这便去请旨。”
袁端忽又道:“且慢,此案牵连太广,若你独自去,只怕有事难以决断,还是...还是劳宋相公与你同去罢。若是蔡重楼回来,我拖住他便是。”
宋质也站起身来,道:“好,我与默之同去便是。有袁相公在此间,定不教蔡耸生疑。”说罢与崔言向袁端施了一礼,转身推门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