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訢道：启禀皇太后，奴才以为，黄翼升之长江水师，不可轻动。
慈禧太后道：常言道打草惊蛇，这不打草，蛇焉能现！观其表，曾国藩确属忠心；然动其里，不知其心胸阔否？赔银取悦、杀人求和，皆属权宜之计；曾氏之奏章，不可尽发，其中致疑五处，军机处务必斟酌朝廷用意，酌情截留。
曾国藩接旨，迅速密捕四五十人犯，又谕天津士民：自咸丰三、四年间，本部堂即闻天津民皆好义，各秉刚气，心窃嘉之。
夫好义者，救人之危难，急人之不平，即古所谓任侠之徒是也。秉刚气者，一往直前，不顾其他，水火可赴，白刃可蹈之类是也。
斯固属难得之质、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则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
即以昨五月二十三日之事言之，前闻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说，尔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为义愤之所激发。
然必须访察确实，如果有无眼无心之尸实为教堂所掩埋，如果有迷拐幼孩之犯实为教堂所指使，然后归咎洋人，乃不诬枉。
且即有真凭实据，亦须禀告官长，由官长知会领事，由领事呈明公使，然后将迷拐知情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惩治，乃为合理。
今并未搜寻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愤。既不禀明中国官长，转告洋官，自行惩办；又不禀明官长，擅杀多命，焚毁多处。此尔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
我能杀，彼亦可以杀报；我能焚，彼亦可以焚报。以忿召忿，以乱召乱，报复无已；则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属可危。内则劳皇上之忧虑，外则启各国之疑衅。十载讲和，维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变，荼毒万姓而有余。
譬如家有子弟，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祸患入于门庭，忧辱及于父兄，可乎？国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干戈起于疆场，忧危及于君上，可乎？此尔士民素无远虑之故也。
津郡有好义之风，有刚劲之气，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则足备干城；误用之，则适滋事变。
闻二十三日焚毁教堂之际，土棍游匪混杂其中，纷纷抢夺财物，分携以归。以义愤始，而以攘利终，不特为洋人所讥，即本地正绅，亦羞与之为伍矣！
第一百八十五章曾国藩临机断案（4）
两宫接奏，再召恭亲王奕訢密议，奕訢道：曾国藩拟将误毙俄国人命及误毁英美两国讲堂先行设法议结，不与法国牵混，所见甚是；借债还钱杀人偿命，曾国藩务当迅捕人犯，以示善意。
慈禧太后道：庶民可杀，将、官不可动。曾国藩所奏，理据充盈，似为可行。即裁天津提臣及道、府、县四官，以堵法人之口。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亦不可独善，着其原品休致，著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毛昶熙驰赴津地，暂署三口通商大臣一职。
奕訢道：崇厚密奏，曾国藩老病侵寻、腹泻如故，洋务繁琐无绪，曾国藩或已不堪重负。奴才以为，江苏巡抚丁日昌熟稔洋务，其若赴津，大有俾益。
慈禧太后道：本宫不戕官，而洋人夷性，又或得陇复望蜀；京畿与天津及上海海口之防务，务必加强。左宗棠倘若攻占金积堡，李鸿章之淮勇，亦可移驻天津；黄翼升之长江水师，驻屯金陵无事之地，徒耗饷需；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请黄部移扎上海，切实可行。
奕訢道：启禀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奴才以为，李鸿章之淮勇，尽可挪移；然曾国藩之水师，不可轻动。
慈禧太后道：马新贻麾下之五营标兵，磨练三载，业已成军。曾湘已乃弩末，两江移天换日之际，正是发逆库存之金银水落石出之时。
奕訢道：启禀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牵一发而动全身，发逆之银，万不可重提；曾国藩裁撤十万湘勇，已抵千万白银。
慈禧太后道：先帝有言，攻克金陵者可封郡王；金陵城破，曾氏兄弟分得一爵一伯，非朝廷愧对曾氏，实其私自瓜分发逆库银在先。
慈安太后道：多事之秋，不宜筹算旧帐。然左宗棠之楚军、李鸿章之淮勇，皆能随意调遣；两江乃大清国之两江，非湘人法外之地。
慈禧太后道：人臣之谊，上马提枪驰骋疆场，下马执笔安抚黎庶；左宗棠是也，李鸿章是也，马新贻是也；马新贻原隶袁甲三麾下剿捻，近年督任两江，一扫漕运、盐政、河工之弊政，去岁复又妥善处理安庆教案，真能臣也。左、李、马冉冉而起，吾大清之福也。
慈安太后道：曾国藩有关天津教案之奏言，确无虚妄之词，然擒杀吾民以悦洋人，何以应对朝堂之诸臣、市井之百姓？
奕訢道；启禀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安庆教案，无一死伤，所为稍作退让，即可妥办。然天津教案，洋人、教民各死二十余，绝非退让即可办妥。奴才以为，一命抵一命计，应迅杀一二十人犯；陈国瑞、张光藻、刘杰等驭民无方，即行革职治罪。
慈安太后道：吾既退让，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等务必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一言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统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
慈禧太后道：众口悠悠，议辨方明；速传圣谕，各省督抚将军，即刻协奏曾国藩天津教案折；直隶总督曾国藩，速即督饬铭军丁寿昌部，缉拿凶犯；江苏巡抚丁日昌，飞驰入津，协助曾臣，会办教案；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速率本部，驰赴上海，护守吴淞海口。
奕訢道：启禀皇太后，奴才以为，黄翼升之长江水师，不可轻动。
慈禧太后道：常言道打草惊蛇，这不打草，蛇焉能现！观其表，曾国藩确属忠心；然动其里，不知其心胸阔否？赔银取悦、杀人求和，皆属权宜之计；曾氏之奏章，不可尽发，其中致疑五处，军机处务必斟酌朝廷用意，酌情截留。
曾国藩接旨，迅速密捕四五十人犯，又谕天津士民：自咸丰三、四年间，本部堂即闻天津民皆好义，各秉刚气，心窃嘉之。
夫好义者，救人之危难，急人之不平，即古所谓任侠之徒是也。秉刚气者，一往直前，不顾其他，水火可赴，白刃可蹈之类是也。
斯固属难得之质、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则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
即以昨五月二十三日之事言之，前闻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说，尔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为义愤之所激发。
然必须访察确实，如果有无眼无心之尸实为教堂所掩埋，如果有迷拐幼孩之犯实为教堂所指使，然后归咎洋人，乃不诬枉。
且即有真凭实据，亦须禀告官长，由官长知会领事，由领事呈明公使，然后将迷拐知情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惩治，乃为合理。
今并未搜寻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愤。既不禀明中国官长，转告洋官，自行惩办；又不禀明官长，擅杀多命，焚毁多处。此尔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
我能杀，彼亦可以杀报；我能焚，彼亦可以焚报。以忿召忿，以乱召乱，报复无已；则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属可危。内则劳皇上之忧虑，外则启各国之疑衅。十载讲和，维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变，荼毒万姓而有余。
譬如家有子弟，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祸患入于门庭，忧辱及于父兄，可乎？国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干戈起于疆场，忧危及于君上，可乎？此尔士民素无远虑之故也。
津郡有好义之风，有刚劲之气，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则足备干城；误用之，则适滋事变。
闻二十三日焚毁教堂之际，土棍游匪混杂其中，纷纷抢夺财物，分携以归。以义愤始，而以攘利终，不特为洋人所讥，即本地正绅，亦羞与之为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