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春金坛、扬库两次败北，戈登颇觉气馁。三月二十二日常州之役，城已轰破，未能爬入。戈登目击常胜军之不能得力。四月初六日再举攻城，戈登即请我军为前敌，常胜军为后队，盖自知不如我军之用命也。

常城克复，即将洋枪队调回昆山，派令丁日昌前往会商撤遣，戈登意甚欣悦，乃臣于十五日接据巴夏礼申陈，以议裁常胜军一事，必须知会驻沪英官转禀驻京公使查核办理。

据赫德来函，谓苏省虽已肃清，金陵、湖州两处贼窜可虞，引咸丰十年以前之事为戒，极言常胜军不可遽裁，譬喻百端，戈登似为所动。

丁日昌等往复开导，忽迎忽拒，尚欲迎合巴夏礼、赫德二人之议，留炮队六百名，枪队一千余名。

丁日昌复探其情，谓之曰：尔在中国助剿，功成回国，中外传名。倘不此时裁撤，将来接带者倘若白齐文之类，闹出事端，岂不为尔声名之累。巴夏礼、赫德系局外人，方以为常胜军十分可靠，故不肯遽裁，尔何不将此军近日不能得力实情自与剖论，免得自己声名为他人所累。

戈登深以为然，即于十七日夜驰赴上海。其时赫德已北上，遂与巴夏礼再三辨论，巴夏礼始得释然。惟以上海要地，请由臣酌派得力兵勇驻守，属戈登转达等情。

戈登回昆山述其语，丁日昌恐洋人情性无常，或又中变。即请戈登将应答之语亲书洋字一纸留存，以免巴夏礼、赫德二人藉口，并翻译节略，由戈登等函禀到。

臣阅其与巴酋问答之词，首言洋枪队兵头多非正兵，不谙兵法，朝夕饮酒，兵丁自去自来。遇事便与官军作对，只知增添口粮，不想作事。因此数层不妥，故戈登立意相劝遣散。次言巴夏礼是为中国地方起见，并非多事，属臣不必与之斗气等语。

臣先已备文札复巴夏礼，为具言两年战事，常胜军会合官军与官军独自分路攻剿之颠末，与常胜军近日底细，所以议裁之故，并告以现在办法系酌留得力炮队六百人，枪队三百人，海生轮船数十人，已及原额三分之一，并非全裁。

且前敌各要隘皆有重兵驻守，上海后路无虞窜入，以力破巴酋等藉词要挟之端。一面即饬戈登、李恒嵩、丁日昌迅速照办，飞催代理关道应宝时筹借银两，交知府贾益谦送往昆山。节次据禀连日发饷，收取号衣洋枪，依次撤遣，于二十五日遣散净尽。

戈登以该军兵勇向挟外国人以自重，外国人一有挑唆，兵勇即靡然从之，肆行无忌，先将外国兵头撤遣，厚给川资，限三日内出城，违者严办。次即遣散中国兵勇，按路途之远近，年份之深浅，打仗之受伤与否，酌给盘费，驱令出城，不准逗留生事，均已安然就道。

查外国弁目一百零四名，受伤颇多，除月饷外，按名酌给赏恤途费，自七十五元以次递增至四千元不等。勇丁除月饷外，其分领赏恤者共二千二百八十八名，自两元以次递增至一百元不等。海生轮船、炮艇、枪船之上，其他人等，分别给赏共用遣散经费十二万二千八百元有零，又补给月饷六万元有零。

所有军械、洋枪、帐篷、号衣、船只、大小炮位，全数呈缴验收。现留炮队六百名，经臣委派副将罗荣光管带调扎城外之浒关，留外国兵头十一名帮同教习，听管带官号令约束。已与戈登议明，随后如撤遣回国只加给一月口粮。

其枪队三百名暂留昆山，交李恒嵩督率巡防，并留外国兵头一名随同弹压，以免各国流氓冒充滋事。各兵丁改穿中国号衣，约计每月口粮共需一万数千两，仍由关道筹发。此后逐渐训练操纵由我，自不致另生枝节。

臣查常胜军利器在炮火，而洋弁贪恣，兵勇骄悍，痼习殊深，久为苏省隐患。两年以来，每思乘机善遣，徒以军事方棘，外人把持，未易就理。

现值苏、常肃清，戈登辞退，竟肯主持议撤，虽巴夏礼、赫德从中阻挠，戈登多方排解，犹为我出力。十余日间，分别遣留。靡费固多，而办理甚速，可免后来无穷之忧，实属真心要好，始终如一。

彼既不肯领收银两，自应请旨，再行优奖。闻戈登似欲邀赏黄马褂以为归国宠荣，足见向慕中国之殷。

查戈登自上年春间会带常胜军，协同官兵攻克福山，解常熟之围，又克复太仓、昆山、吴江及击退杨库窜贼，攻克常州府城，均属异常出力，厥功甚伟，可否特旨颁赏黄马褂。

再据上海来信，巴夏礼以常胜军既经裁遣，欲另议教练良法，依照外国章程，保守永久。其意仍不过揽我兵权，耗我财力。

臣拟添调数营驻守上海附近地方，应由臣处调度，不便再准英官干预。戈登似以为然，但不知巴夏礼与英提督有无异议。除俟该酋等如何辩难，再行相机妥办外，所有裁遣常胜军部署就绪各缘由，一一缕清具奏，恭呈御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