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看人的眼光也的确是毒辣，王安石也确实有这个本事。但是赵旋个人认为欧阳修的满腔热情却是错付了。因为王安石心中想的是天下苍生，诗词文章只是他的爱好而已。
王安石变法从根本上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导致王安石满朝皆敌。连当年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大佬，比如说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也纷纷的反对王安石，其中也包括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
一次宋神宗和宋朝名臣文彦博的对话，道出了变法为什么困难重重。史书上记载：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苏轼也曾经写了一篇《上神宗皇帝书》来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引经据典洋洋洒洒的写了八千多字，连变法的条例都没有搞清楚，就对着王安石一顿狂喷。文中苏轼写道：“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是圣人不假，但是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对于王安石来说，要想改革变法，畏天畏人畏祖宗是不行的，于是他喊出了那震人心肺的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正是这三句话，得罪了儒教更得罪了程朱理学，再加上既得利益阶层的抹黑，于是从南宋一直到清末，历朝历代都把王安石当做奸邪，钉在了耻辱柱上，被无知的世人唾弃辱骂。
朱熹骂王安石：“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
盗名窃誉进入唐宋八大家的苏轼的老爹苏洵，也骂王安石：“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苏洵这话说的就太恶毒了，直接说王安石穿奴仆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家里死了人一样。
无良文人的造谣更没有底线。说王安石性格孤僻，刚愎自用，不能容人；是狗獾转世，不讲卫生，和皇上一起钓鱼还把鱼饵给吃了。更有甚者造谣说王安石和他的儿媳妇有染！
直到清朝末年，当外强纷纷入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人们才想起了王安石。《天演论》的作者严复写文章赞扬王安石，梁启超更是在1908年写了《王安石传》，为王安石翻案。
比中国人更早认识到王安石伟大的，反而是隔壁的日本。1897年，日本法学家高桥作卫发表《王安石新法论》，并以王安石知己自喻。
二战时访问过中国的最高盟国领导人，1944年访问中国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点名感谢了王安石。华莱士明确的说美国大萧条时很多政策的制定都借鉴了王安石变法里的内容。这段旧事在钱穆、沈文辅、贺麟等知识分子的着述中都有记述。
王安石第一次和欧阳修见面时，作诗期望王安石以后可以比肩李白和韩愈。王安石在回诗的时候却用：“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巧妙的回避了李白，但是提到了孟子。其实王安石十分赞同孟子的很多政治主张，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所以他的理想是“能窥孟子”。
孟子在后世被称为亚圣，但是在宋初孟子的地位远远没有现在那么高，可以说孟子能和孔子并列为孔孟，始作俑者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之中也包括对科举取士制度的改革，而正是在这次科举改革之中，《孟子》第一次作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出现了。
宋神宗是王安石的仰慕者，也是变法的坚定支持者，开始重视孟子在学界的地位了。宋神宗在元丰六年（1083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第十四年，追封孟子为“邹国公”，这是孟子获得的第一个谥号。在孟子获得“邹国公”谥号的第二年，第一次被批准配享孔庙。
后来，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孟子的地位逐渐稳固。元朝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可以说，孟子逐步走向亚圣的地位，始于王安石，成于朱熹，定于元文宗。放在北宋的历史情景之中，王安石那句“他日若能窥孟子”一点都不为过。
王安石是承认李白的文采的，但是实干家王安石应该是不
欧阳修看人的眼光也的确是毒辣，王安石也确实有这个本事。但是赵旋个人认为欧阳修的满腔热情却是错付了。因为王安石心中想的是天下苍生，诗词文章只是他的爱好而已。
王安石变法从根本上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导致王安石满朝皆敌。连当年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大佬，比如说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也纷纷的反对王安石，其中也包括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
一次宋神宗和宋朝名臣文彦博的对话，道出了变法为什么困难重重。史书上记载：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苏轼也曾经写了一篇《上神宗皇帝书》来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引经据典洋洋洒洒的写了八千多字，连变法的条例都没有搞清楚，就对着王安石一顿狂喷。文中苏轼写道：“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是圣人不假，但是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对于王安石来说，要想改革变法，畏天畏人畏祖宗是不行的，于是他喊出了那震人心肺的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正是这三句话，得罪了儒教更得罪了程朱理学，再加上既得利益阶层的抹黑，于是从南宋一直到清末，历朝历代都把王安石当做奸邪，钉在了耻辱柱上，被无知的世人唾弃辱骂。
朱熹骂王安石：“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
盗名窃誉进入唐宋八大家的苏轼的老爹苏洵，也骂王安石：“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苏洵这话说的就太恶毒了，直接说王安石穿奴仆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家里死了人一样。
无良文人的造谣更没有底线。说王安石性格孤僻，刚愎自用，不能容人；是狗獾转世，不讲卫生，和皇上一起钓鱼还把鱼饵给吃了。更有甚者造谣说王安石和他的儿媳妇有染！
直到清朝末年，当外强纷纷入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人们才想起了王安石。《天演论》的作者严复写文章赞扬王安石，梁启超更是在1908年写了《王安石传》，为王安石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