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平四年（360年），谢安应桓温之邀任其司马，谢安早知桓温野心，此举乃是另有目的。
因为两年前（358年），先是豫州刺史谢奕（谢安长兄）病逝，谢万（谢安弟弟）升任豫州刺史。次年（359年），谢万与郗昙（郗愔之弟）兵分两路北伐燕国，谢万率军入涡颍准备支援洛阳，郗昙因病退回彭城，谢万却误以为郗昙是因燕军兵强而退，于是仓促下令撤退，导致士卒自行溃败，许昌、颍川、谯郡、沛郡等郡县也相继陷落，单骑狼狈逃还的谢万被废为庶人。
对于王、谢这些高门，司马氏皇族是既利用又防备，碰上谢万大败这事，正好顺势削弱。谢氏的权势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已近四十岁的谢安自然没法再优哉游哉的高卧东山，他入桓温帐下其实是胁迫朝廷重用谢氏。整日谈论桓温得意功绩，吹捧的桓温心花怒放，实际上却是各种出工不出力，一梳头就是小半日这种把戏玩的贼溜。桓温出于野心，当然希望争取到谢氏的支持，当局者迷的他光顾着拉拢谢安，却忽略了被利用的可能。
晋兴宁元年（363年）桓温进位大司马，以王坦之为长史、郗超为参军、王珣（王导之孙）为主簿（时年十四岁），谢玄（谢奕之子）此前与王珣同时被辟为桓温掾属，之后转任桓豁麾下，而郗超与谢安、谢玄叔侄关系恶劣，相互深恨之。
王、谢这种顶级门阀，真要铁了心投靠桓温，郗超也就可以靠边站了，好不容易被桓温重用，自然护食一样生怕地位被取代。晋升平五年（361年）桓温再次准备北伐，谢安借着谢万病逝以奔丧为名离开桓温，朝廷很快就任他为吴兴太守，之后就进位侍中，又升任吏部尚书、中护军，令谢氏重回到权力中心。
直到晋太和四年（369年）出兵，数年时间里桓温多次准备北伐，都遭到来自建康的阻挠，按下葫芦浮起瓢，没完没了的内耗。
这就便宜了释道安所暗中效力的秦国，连发现端倪的习凿齿都故作不知，反而为其与谢安接通关系。因为此时的桓温已获加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又驻兵姑孰，建康近在咫尺。经过郗超伪造书信之举后，京口的流民帅军队也被桓温纳入麾下，和姑孰一东一西对建康施压。这时候要是再拒绝桓温的北伐之请，不怕他直接引军进逼建康吗？毕竟桓温早干过这种事，只能答应让他出兵。
此前，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356年），虽然不久便撤兵南回，司隶、豫州、青州、兖州等地也再次失陷，但他个人的威望却得到提升。而且桓温之所以没能保有北伐成果，并非军队战力不济，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担心长期出兵在外，朝中反对势力趁机发难。
燕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谈不上稳固，桓温的用兵风格又很谨慎，第三次北伐看起来胜算极高，这恰恰是建康朝廷中大部分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释道安在向建康传递北方态势的同时，也不断从希望桓温北伐失败的东晋众臣那里获得情报，他们以为这些情报会流向邺城，却没想到是去往长安。
也就是说，释道安所代表的北方沙门势力，在北方胡人政权和东晋朝廷中，虽然更倾向于后者，但出于自身利益在南渡后难以得到保证，在暂时观望天下形势的同时，又跟各方势力保持不同程度的妥协、合作。得以在秦、燕、晋短暂相持的这段时期内，成为各方出于不同目的，而争相拉拢的对象。
最关键的是，燕国的统治政策严重侵犯了这些次级士族和庶族的利益，佛图澄依托后赵建寺近九百所，即便受石勒、石虎重视，但落实到各州郡出钱出力还要靠这些人，释道安这些师事佛图澄的中土名僧也大多出身这些家族。佛图澄就好比一个百年老字号招牌，没道理说佛图澄一死，就让这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招牌倒了，释道安作为师事佛图澄的弟子中名气最响亮者，自然也就接手了这摊子势力，继续作为这些家族的代言人。
释道安带着大批通晓儒学、佛法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多为官宦子弟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先是居住在地处嵩山起脉洛阳西南的陆浑，洛阳被燕军攻克后又南下襄阳，要是能够投靠燕国哪还用费这劲。
这些人背后的家族想要南渡避乱，也不愿意在东晋江北防线上当炮灰，目的地是相对安稳的江南。各自还有众多依附人口，不仅渴望获得大量田宅，还希望出仕高位庇护家族，这些诉求全都与掌握江左政权的权贵利益相冲突。
而在东晋政权这边，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皇室与权臣，权臣士族内部，南渡士族与本地士族，顶级士族与次级士族，士族与庶族。
尽管有这么复杂的利益冲突，但这些人都同属东晋这家公司，在他们的认知中只是为占股多寡讨价还价而已。桓温却是不断吞并，在成为大股东后仍不满足，不仅要当董事长还想借壳上市将公司变为私有，于是其他股东被迫暂时缓和矛盾，桓温也就成了众矢之的。
晋太和四年（369年）三月，桓温第三次北伐出兵前，邀请徐兖二州刺史郗愔、豫州刺史袁真、江州刺史桓冲一同出兵。
郗愔是晋太和二年（367年）因庾希救援高平及鲁郡不力被弹劾免职后受桓温推荐，桓温所觊觎的是郗愔部下军队，这些流民帅军队是郗愔的父亲郗鉴镇京口时所组建，就是后来的北府兵前身。
全然不知桓温谋算的郗愔回信，表示愿意与桓温共辅晋室一同出兵，郗愔长子郗超是桓温谋主，早就知道桓温心思，于是截获原信毁掉，另外伪造一封信件给桓温。郗超在信中以父亲郗愔名义，借口年老多病将乞骸骨，劝桓温并领徐兖二州。桓温得信大喜，当即改任郗愔为会稽内史，自己兼任徐兖二州刺史，将郗愔部下军队吞并。
郗超进入桓温幕府，是在晋永和四年（348年），桓温因平蜀之功进位征西大将军时。而习凿齿因江夏相袁乔多次在桓温面前夸奖其才干，在晋永和二年（346年）就被升迁为西曹主簿，到晋永和十二年（356年）故意激怒桓温去刚收复的荥阳担任太守前已是别驾，无论随军还是留守都执掌机要。
晋升平四年（360年），谢安应桓温之邀任其司马，谢安早知桓温野心，此举乃是另有目的。
因为两年前（358年），先是豫州刺史谢奕（谢安长兄）病逝，谢万（谢安弟弟）升任豫州刺史。次年（359年），谢万与郗昙（郗愔之弟）兵分两路北伐燕国，谢万率军入涡颍准备支援洛阳，郗昙因病退回彭城，谢万却误以为郗昙是因燕军兵强而退，于是仓促下令撤退，导致士卒自行溃败，许昌、颍川、谯郡、沛郡等郡县也相继陷落，单骑狼狈逃还的谢万被废为庶人。
对于王、谢这些高门，司马氏皇族是既利用又防备，碰上谢万大败这事，正好顺势削弱。谢氏的权势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已近四十岁的谢安自然没法再优哉游哉的高卧东山，他入桓温帐下其实是胁迫朝廷重用谢氏。整日谈论桓温得意功绩，吹捧的桓温心花怒放，实际上却是各种出工不出力，一梳头就是小半日这种把戏玩的贼溜。桓温出于野心，当然希望争取到谢氏的支持，当局者迷的他光顾着拉拢谢安，却忽略了被利用的可能。
晋兴宁元年（363年）桓温进位大司马，以王坦之为长史、郗超为参军、王珣（王导之孙）为主簿（时年十四岁），谢玄（谢奕之子）此前与王珣同时被辟为桓温掾属，之后转任桓豁麾下，而郗超与谢安、谢玄叔侄关系恶劣，相互深恨之。
王、谢这种顶级门阀，真要铁了心投靠桓温，郗超也就可以靠边站了，好不容易被桓温重用，自然护食一样生怕地位被取代。晋升平五年（361年）桓温再次准备北伐，谢安借着谢万病逝以奔丧为名离开桓温，朝廷很快就任他为吴兴太守，之后就进位侍中，又升任吏部尚书、中护军，令谢氏重回到权力中心。
直到晋太和四年（369年）出兵，数年时间里桓温多次准备北伐，都遭到来自建康的阻挠，按下葫芦浮起瓢，没完没了的内耗。
这就便宜了释道安所暗中效力的秦国，连发现端倪的习凿齿都故作不知，反而为其与谢安接通关系。因为此时的桓温已获加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又驻兵姑孰，建康近在咫尺。经过郗超伪造书信之举后，京口的流民帅军队也被桓温纳入麾下，和姑孰一东一西对建康施压。这时候要是再拒绝桓温的北伐之请，不怕他直接引军进逼建康吗？毕竟桓温早干过这种事，只能答应让他出兵。
此前，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356年），虽然不久便撤兵南回，司隶、豫州、青州、兖州等地也再次失陷，但他个人的威望却得到提升。而且桓温之所以没能保有北伐成果，并非军队战力不济，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担心长期出兵在外，朝中反对势力趁机发难。
燕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谈不上稳固，桓温的用兵风格又很谨慎，第三次北伐看起来胜算极高，这恰恰是建康朝廷中大部分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释道安在向建康传递北方态势的同时，也不断从希望桓温北伐失败的东晋众臣那里获得情报，他们以为这些情报会流向邺城，却没想到是去往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