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首先，《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
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违忤。
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
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的相契合的感情。
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爱情，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
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
《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德孚思想的进步性。
不得不承认，梅生伟的这位好友，在吹捧起王德孚以及《西厢记》来，那真的是不遗余力的，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与梅生伟关系很好，另外一方面当然是他觉得这部古典戏剧的确不错，再加上现在《西厢记》还是当下的热点，遭到各种媒体的追捧，他也想趁机涨一波名气。
他的这种解读也算是比较广泛的解读了，获得了不少评论家的附和，有些评论家还在这基础上进行各种补充。
有人叫表示，《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王德孚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西厢记》有不少地方都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
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
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王德孚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其实就王德孚自己来看，《西厢记》显然在剧情上有严重的不足，实在是因为它的剧情太过俗套了，另外结局也显得不具备张力，对于王德孚这种喜欢虐读者的家伙来说，他觉得“致郁人心”才是最棒的。
王德孚对《西厢记》的总体评价就是，华艳文体之极致，性情文字之大成，花笺锦词，天下登魁。一字一句均能抒情摹状、着色浸音。音律充盈纸上，板眼响彻书边。得意时吟风弄月，夙夜寻欢，失意时捣枕捶床，愁肠尽断。戏剧冲突寻常无奇，所胜者，辞也。
除此之外，张生与崔莺莺这对男女主，也不算非常讨喜，显得特别脸谱化。
两人之间与其说是爱情，倒不如说是看对眼的狗男女，张生总给人一种非常轻浮的色狼感觉，而崔莺莺，自然是假正经的大小姐……
但《西厢记》有一点确实非常出色，那就是它的文笔足够华美，可以说，用这样的文笔，来写这样一个比较俗套的故事，实在有些暴殄天物。
倒是红娘这个角色，王德孚觉得写活了，特别有意思，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
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
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最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
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
虽说在王德孚眼中，《西厢记》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在这个世界的读者看来，就凭它里面的“原创诗词”，它就可以掩盖所有的瑕疵！
有些本来就很文学的报刊杂志，直接将《西厢记》中的那些古典诗词摘抄了出来，呈现给所有读者，这简直就是在全方位告诉读者，王德孚的古诗词素养，是多么牛逼！
反正之前那些还在质疑王德孚这个搞新文化很厉害的天才作家，是不是在传统国学领域没什么天赋的旧式文人，这个时候都被《西厢记》这样一部作品搞懵了，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心中的震撼！
至于那些喜欢解读王德孚作品的评论家们，当然也纷纷出手，其中有位本来就对古典兴趣颇感兴趣的作家、评论家，他正是那个梅小玉之父梅生伟的好友，他这样评价《西厢记》——
“王德孚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张，具有更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以古典戏剧来宣扬新文化，这就是王德孚的过人之处！”
这位作家在直接定义《西厢记》是反封建的进步作品的同时，还具体解读了一波，基本上就是典型的“我比作者还要懂文章”的风格。
他表示，首先，《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
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违忤。
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
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的相契合的感情。
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爱情，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
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
《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德孚思想的进步性。
不得不承认，梅生伟的这位好友，在吹捧起王德孚以及《西厢记》来，那真的是不遗余力的，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与梅生伟关系很好，另外一方面当然是他觉得这部古典戏剧的确不错，再加上现在《西厢记》还是当下的热点，遭到各种媒体的追捧，他也想趁机涨一波名气。
他的这种解读也算是比较广泛的解读了，获得了不少评论家的附和，有些评论家还在这基础上进行各种补充。
有人叫表示，《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王德孚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西厢记》有不少地方都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
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
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王德孚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