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曹操也对死战不退、迫走群骑的于禁、李典二将赏功忘过，尤其是坚守到最后的于禁，曹操甚至在众多文武面前动容地褒奖说道：

“于校尉坚如磐石，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

差点被诛杀俘虏的于禁，就这样因祸得福，转变成了血战不退、坚如磐石的死节之将，在曹军之中威望不减反增，直追曹军中的夏侯惇、曹仁的等亲族宿将。

反观河东一方，主动出击、截断粮草，击败于禁、李典的河南将士，却还面临严峻的形势。

这场“绝粮道，击便寇”的战斗，在曹军后方严防守备的情况下，一步步演变成了一场歩骑鏖兵的血战。

虽然翟郝的西凉骑兵最终还是以骑破步，击败了于禁、李典两部，可是自己付出了折损一百多匹战马，伤亡七、八十名骑卒的沉重代价，到了末尾还是未竟全功，让曹军骑兵重新接手并控制了战场。

这对于标榜“十骑败百人，百骑走千人”的骑将翟郝而言，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夸耀的战绩。

而且让河东上下没有预料到的是，在河南地咄咄逼人的曹军的嚣张气焰是被翟郝的一场反击给打下去了，进逼雒阳的势头也被一度遏制，可这稍稍缓和的局势到了七月底，又再次爆发了巨大危机。

进驻边境、一直按兵不动的淳于琼大军趁机出兵，在七月底入侵了河内郡。

淳于琼玩了一手声东击西的计谋，大军从共县倾巢而出，作出想要渡清水、击隤城的用兵迹象，暗地里却下令眭元进、韩莒子二将率一万兵马，袭取获嘉城。

虽然眭元进、韩莒子二将最终没能够攻下有马蔺驻守的获嘉城，但还是凭借兵力优势，抢先收割了获嘉城外的麦田，然后又赶在徐晃的援军抵达之前，向东撤退，大摇大摆地返回了汲县。

与袁绍这个河北霸主的兵戈再起，虽然还未爆发大战，却也顿时使得河内、河南两郡压力大增、人心惶惶，兖州在得到了河北大军出击的军报，大喜过望，士气也重新振奋，很快也再次出兵，这次由夏侯惇亲至，率领刘岱、刘若、曹纯等歩骑大军，气势汹汹，全力进攻敖仓、荥阳二城。

经过汴水一战，翟郝也算预知了曹军的整体实力，心知河南地兵力不足，成皋以东绝不可死守，干脆放弃了敖仓、荥阳二城，收缩兵力退守成皋，据虎牢关以防御曹军。

曹军连得二城，得知翟郝死守成皋，又日夜赶制攻城器械，准备继续进攻成皋的虎牢关。

雒阳的形势，一度因为袁军按兵不动，翟郝击败曹军前军有所缓解，如今却又因为袁曹南北进军，再次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不过，作为兖州使者的王必，却还是没有离开雒阳，王必的才智或许不如郭嘉、董昭等人，但他忠于职守、不完成使命绝不返回的劲头，确是担得起曹操对他“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的评价。

这也让成皋的羽檄急报由快马送达渑池后，身处渑池的阎行再次召集身边谋臣时，争议的焦点就聚集在要不要和兖州议和这桩事情上。

可以说，曹军因为投鼠忌器，一直都没有旗帜鲜明地指明河东阎行为乱臣贼子，传檄关东州郡一同讨伐，而是以威迫、利诱等方式，来争取奉迎雒阳城的天子。

这也给了河东实现“边打边谈、边谈边拉”战术的机会，可是在袁绍大军以泰山之势介入这场乱局后，河东勉力维持的关东局面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手段都显得如此的无力。

身处雒阳的周良对这种危局感觉尤为强烈，他的来信中，是建议阎行在袁、曹合击的情况下，敌我实力悬殊，雒阳城已不可守，干脆杀了天子，将朝廷迁往河东、弘农一隅，绝了曹操奉迎天子的念头，然后再重新挑选汉室宗亲立为天子，这犹不失能够形成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局面。

对此，阎行是存在疑虑的。据他所知，当年的董卓就是这么做的，杀了少帝，绝了袁绍等人的念头，然后再把朝廷迁徙到长安去，堵塞崤函之险，据守关中，自我称尊。

这种残酷的手段带来的后患是无穷的，阎行相信，如果自己现在要杀天子，只怕立马就会和朝廷、霸府的裴茂、裴潜、卫凯、荀攸、郑浑等人决裂，将整个新生势力拖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之中。

至于小朝廷，如果当初自己想要一个自我称尊、偏安一隅的小朝廷，那又何须将天子护送回到雒阳，还喊出“中兴汉室，还于旧都”的口号。

周良是一个能够解决眼前棘手问题的心腹，却不是一名谋大局的合格谋臣。

同样身处雒阳的戏志才，则是建议阎行和曹操议和的。

在他看来，乱世之争，无非就是“攻守战和”之道。“攻守”都是在为“战和”服务的，既然目前无力进攻关东，连防守也显得吃力，那就应该果断放弃交战的方略，理智地选择和谈。

注：《三国志·曹仁传》从征徐州，仁常督骑，为军前锋。别攻陶谦将吕由，破之，还与大军合彭城，大破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