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日，朝廷再次下旨：准许雷州别驾苏辙、琼州别驾苏轼二人北归，且可自行选择地方居住。而苏辙选择了京西北路的颖川县，而苏轼选择了两浙路的宜兴县。表面理由都是，这两个地方分别都有他们在南贬之前所买下的田产。

但是朝中众人的解读却完全不一样。

首先，二苏的赦免北归非常地突然——即使是有黄庭坚与秦观的北归为前兆，但此时对于二苏连象征性地先选择中间地方过渡一下的步骤都没有，一下子就完全赦免放回了，这显然是出乎绝大多数新党官员意料的。

其次，苏辙自己选择返回居住的颖川县很特殊，它是颖昌府下面的一个县，距离京城只有一步之遥，苏辙在颖川县的田产虽然是一个极好的理由，但是正因为这里距离京城如此之近，难免不会让人浮想连篇。

而且，绍圣元年，苏辙是从尚书右丞守门下侍郎之位贬出，象他这类的高官，在政治风向一旦变化、瞬间官复原职的可能性之大，令一众新党官员为之忧心忡忡。而颖川县的苏辙旧宅那里，也平白多了不少窥探的眼睛。

反倒是去了两浙路宜兴县的苏轼，却少了很多关注的目光。而且他还没有走寻常路线，先是搭乘了海商的海船一路行至明州，然后从这里改走内河路线，虽然是要比他的兄弟更早到达了目的地，但却没有人在意他的行踪。

包括更没有人在意，从明州一路送苏轼过来的是海事院的官船，而且在到达宜兴县后，竟然并没有返程，而是一直静静地停在太湖边的码头上。

建中靖国元年十月初三，又是一道敕令的发出，却是彻底地震惊了朝野：

琼州别驾苏轼，复任朝散郎，即刻回京听任！

虽然朝散郎只是一个正七品的寄禄官，但是这却是他于绍圣元年在定州被南贬前的寄禄官职，其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自喻。

而最后一句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即刻回京听任！有什么重要的任命不在这里明确？却是要回到京城才重新任命呢？

原来，大家对于二苏关注的重点都看错了啊！

正当朝中众人都在追悔莫及地埋怨自己的判断失误时，太湖边上的那艘官船已经迅速拔锚启航，快速驶出江南运河、过长江、入高邮湖、走汴水，以这个时代无法想像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疾驰进入京城。

十月的汴水，虽有早晚的萧瑟寒意，但在日头一出之后，便就立即恢复了秋阳高照的大好风光。

尤其是水上船只，都要抓紧这段最好的时间，在冬日河道封冻之前，多运上几趟的货物。一时间河面船行如梭，两岸热闹非凡。

而在码头附近，无论是出行送行的，还是归来迎接的，城中的各色人等，多有迎来送往，河边也有着各式的帘幕围垂，那都是一些有钱人家的临行搭建之处。

也正是因为苏轼回京速度出奇地快，所以在城东汴水码头迎接他的，也就只有真正在安排这一切的秦刚以及身边的几人。

随着远远可见高悬着东南海事院的特制船幡官船的接近，秦刚等人立即精神百倍地站到在码头上恭候。

官船行近，却已经看见苏轼顶着一头花白的须发，站在此时上下起伏的船头之上，黝黑的面色，那是常年岒南生活的见证，但是矍铄的神色与笔直的腰板，却依旧彰显出一股说不出的伟岸与镇定的气场。

而随其立于身后的苏过等人，也皆是一副微黑的肤色，但在他们的脸上，则更多地显示出对于久别的京城的特别感慨神情。

“师公一路辛苦！秦刚（秦湛）在此恭候多时了。”秦刚今天特意穿了便服，他与秦湛此时在码头上郑重地拜倒，倒也没有引起旁边任何人的注意。

“徐之，快快请起，何须多礼！”苏轼等船只靠稳，船工将船板搭上后，便快步走上岸来，伸出双手，左手拉起秦刚，右手拉起秦湛，并介绍起跟着他一起走过来的另一名中年人，“这是我家大郎苏迈，表字伯达，这些年来，一直辛苦留在了惠州照料一家人，此次也随我一同回京。你们之间要多多亲近亲近，就以师兄弟相称便好。”

苏迈是元丰四年的进士，当年赴饶州德兴上任时，曾与父亲经齐安湖口考察石钟山，留下了千古传诵的《石钟山记》。

之后苏迈先后曾在酸枣县、西安县、雄州、河间等地就任。绍圣之后，便因为苏轼被贬，他身为长子，先是求职南下，之后更是无法上任，索性就将自己与弟弟苏过的家眷都搬到了惠州，以便能够随侍父亲。

在苏轼继续被贬至海南之后，经过商量，便由弟弟苏过去海南岛陪着父亲，而他则留在了惠州，挑起养护一家人的重任。

看到苏迈之后，秦刚这才想起自己确实缺漏了对留在惠州的苏迈等人的照顾，心里甚是过意不去，但苏迈却不以为然，而是为秦刚在这些年里一直帮自己照料父亲而再三致谢。

而旁边的秦湛则是赶紧亲自拉来了准备好的马车，请苏轼父子几人一同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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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一路前行，苏轼对于京城依然十分熟悉，而且他很快就察觉出，现在前往的方向并非是城南官驿时，亲自驾驶的秦湛却笑而不语，只是示意到了再说。

时间也没有多久，马车便停了下来，几人下得车来，却是令苏轼瞬间为之动容：

原来此处乃是内城的宜秋门内大街，此处往北便能看到辽人的使馆都亭驿。

而他们几人站着的地方，正是苏轼的父亲苏洵于嘉佑六年所购置的南园旧宅门前。

这处房屋虽然不大，但也有一处小小的园子，寄托了他与弟弟苏辙年轻时在京城的所有美好回忆。

在后来“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辙为了搭救兄长，不惜变卖了这处宅子，再之后兄弟二人便先后被贬出了京城。几年之后再回到京城时，此处已是他人宅产，他们也只能是四处在他处寓居而已。

秦刚则笑道：“还是湛哥提醒，我才访得了这处师公往年住过的旧宅，正好当时的宅主人也想着要出售，我便赶紧把它买了回来。所以这次回京，伯达、叔党两位兄长就陪着师公在这里住下吧，既是亲切，也是方便！”

苏轼不仅感动于秦刚的用心，更是知晓，经历了这几十年，京城里的房价早就不是当年的那个水平，现在再买下这处房屋，断然不是一笔小钱。

但是，苏轼却并非一个迂腐之人，他知道现在与秦刚之间再去论及钱财已经没有了意义：无论是在从宜兴开始，还是惠州、一直到昌化，这么多年接济的账要如何去算呢？他也只能豁达地将所有的感谢之语浓缩成了一句真正的肺腑之言：

“徐之，你用心了！”

接着便带着两个儿子，走进了这处让他感慨万千的京中旧宅。

看着苏轼父子进去的背影，秦刚却是更有一番思考。

秦刚的记忆里，历史上的苏轼，应该去世于原来历史时空里的建中靖国元年。虽然那时的苏轼也是同样等到了赦免并可以北归，但却因为之前长年在岭南的艰苦磨难，摧毁了他身体的基本健康，在回到宜兴老宅之后不久，六十四岁的他便撒手西去。

而现在，一是苏轼北归的时间提早了一年，二是之前无论是在惠州、还是昌化的那段时间，秦刚刻意提供的基本生活物资的保障，让这位老人终于能够避免了残酷生活的摧残。眼前的苏轼，不仅比想象中健康了不少，而且更是增添了说不出的精神气度。

秦刚从浡泥带着战利品回程时，就意识到：此时的自己，已经具备了诸多与朝廷甚至是皇帝谈判的有利条件，并且基于他对赵煦改元为建中靖国的诸多考虑，推动苏轼回归朝堂的基础条件已经相当成熟。

当然，他必须首先要去征求一下苏轼自己的想法，看看这位历经人世间诸多打击、磨难以及起伏之后的睿智老人，是否还愿意在这人生最后的时光，再次为民、为国、为理想而出山。

就在他经过昌化并上岸后的那个晚上，苏过不止一次地以添加茶水的名义进屋，并将担忧的眼色频频投向自己的老父——作为儿子，他自然不愿意父亲再次踏足进入残酷、无情且不可预知的朝堂最高层的政治风波之中。

但是苏轼却是极为认真地听着秦刚的想法，也思考着他对于这几年里天下形势的细致分析，包括年轻皇帝眼下思想动态的重大变化。在他的意念深处，似乎早已沉寂多年的雄心与人世间的职责又一次地重新燃起。

按理说，绍圣以来的连连贬谪、从英州到惠州，再到昌化军的一路南放，悲天悯已的老人早已抱定了“出世”的基础彻悟，其潜心所作《和陶“归去来辞”》便是例证。

然而，超级浪漫的苏轼却始终有着在黄州“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境；更在惠州祈愿“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而到了昌化，依然还会有着“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的浪漫情怀。

苏轼的一生，从未对于人生放弃过期待，也始终未放弃过为民请命的“入世”之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