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郭三的失踪让大辽国对此讳莫如深。
他作死就作死在：为了能够迷惑萧得里底与李宁一的耳目，他自己便在南京道这里事先故意布下了诸多的疑阵：
表面上，他带兵去武清县进行剿匪，并在县里安置了他的指挥大帐。但实际上这顶大帐里从头至尾只有几个一无所知的使女守在那里。当然，武清县所谓的剿匪行动，也就是去驱赶了几十个连武器都没有几把的流民，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军情的汇报又或者从这个地方传出来的任何指令。
而耶律郭三事实上悄悄潜去的营州水寨，如今不仅空无一马、空无一船、更是空无一人。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知道他来过营州水寨的活物，也都不复存在了。
所以，对于大辽南京道而言：耶律郭三的失踪与营州水军的全体失踪，应该是发生在同一时期里的两件独立奇事。
不过能够知道这两件奇事理应是同一件事的四个人：萧得里底、李宁一、耶律宁、耶律南仙，却又不无法或不愿讲出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幕后背景。
幸好，在对营州水寨的仔细检查中，终于有人发现了有渤海人遗忘在现场的一两只旗帜、还有他们的士兵所独有的武器残片、甚至还有他们在隐秘角落悄悄刻下的复国口号。
于是，南京道很快得出了营州水寨是被渤海人突袭并劫掠一空的结论，同一时期失踪的耶律郭三由于曾镇压过之前渤海人的起义，所以也应该是被其派人暗杀了。
只是，无论是营州水军的集体消失、还是南京道统军使大将的失踪，这样的事实情况对于大辽国的威名总是损伤颇重的。
在萧得里底的密奏建议下，大辽朝堂掩盖了他们以为已经清楚知道的事实，并且对外正式宣告：耶律郭三于剿匪归途中失蹄坠亡、而营州水寨那里，只不过将水军临时调去了临海军进行换防而已。
这两件大事，居然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瞒了下来。
只是，没过多久，大宋京城里的《东京时报》却刊登出了带有传奇文学色彩的系列报道《渤海人的复仇之路》：
第一篇像是历史故事，介绍在辽国渤海周围生活着的一群渤海国的旧人：几百年前，他们曾在那里建立了强大的国家，但是最后却是被契丹人亡了国。可是，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哪怕是一代又一代的人都相继死去，哪怕是一批又一批的族人被打散迁移走，哪怕又是一次又一次的残酷镇压、清洗甚至是屠杀，他们依旧不屈不饶、卧薪尝胆，坚守着兴复故国的伟大理想在冰天雪地里顽强生活、坚持斗争。
第二篇却是一个传奇，讲述了一个渤海国的奇女子。年幼时父母被一契丹将军所杀，却因其姿色极美，便强纳为妾。将军不仅勇猛，常人难近其身，虽贪恋其美色，却常存戒备。曾派人扮渤海族人诱其报仇却发现该女子从不为所动。之后便有其族人不断骂她忘恩负义，同样不以为然。此女子始终一心一意地服侍将军起居，甚至还因自己读过诗书，指点将军以权术获皇帝信任，得以升职。此女又劝将军主动去南京道，获得更高职务；再挑拨将军勿受同僚干扰，不合作不纳言，极力怂恿其不断追杀渤海国叛民。终于，有一天，该将军只身进入一个有着神秘诅咒的水寨里身亡，尸骨不存。消息传来，此女以酒祭奠双亲，哭道自己以一生为代价，终得报大仇。
第三篇更是一篇神异传说，记载在渤海西北角的某处渔村，是古渤海国的长寿之乡、幸福之村。村民祀奉海神、敬天礼佛，多得苍天庇佑。渤海灭国时，有村民请求契丹军队放过村中妇孺而不得允，于是举村自尽，留有神秘咒语称此处不得驻军，否则二十年一次月圆之夜，此处纵有千军万马，尸骨不得寻。契丹人开始畏惧此咒，每二十年快到时间了，就移走该地驻军，如此处理竟也无事。只是年岁久远，开始偶尔有人遗忘，便于一百年前、八十年前两次出现此地数千契丹兵神秘失踪之事，于是再次重视了两次。直到今年七月，时间又近，原本此处驻扎的水军计划移师他地避开这一个月，却因为来了一位急于追捕叛匪的将军，未能按原计划移防，结果一个月圆之夜，千余水军及来此坐镇的将军，瞬间化为乌有、不知所踪。
这三个故事互有关联，第一篇是背景，第二篇是写人，第三篇写事，共同构成了这个系列的《渤海人的复仇之路》故事。
其实，这三篇文章都是出自秦刚之手，第一篇是转述了一段渤海国的历史，稍许加了点春秋笔法，但基本依托的史实；第二篇却是他所记得的清代文豪纪晓岚所写过的一个故事而改写的，算是以假事叙真情，表达了渤海人不折不挠、虽柔却刚的斗争精神；第三篇虽然完全是天马行空地杜撰，可这在崇尚天人感应、善恶有报的宋代，太多的人坚信世间应该存在有这种因果关联的神秘力量。
近期关于辽国南京道以及营州水军方面的那两桩怪异的事件也已经传到了大宋京城，秦刚的这种有意而为之的春秋笔法，使得这三个故事具有了更强的可读性。
小主，
故事是以匿名者的身份寄给了《东京时报》的主编李纲。
刚开始李纲只是觉得它的文笔流畅、趣味性不错。之后又发现，这三篇故事虽然并没有写清具体的时间、地方、对象姓名，但却是实实在在地与近期辽国南京道发生的怪异事情极具巧合性。拿来影射，倒是很有时效感，于是最终决定连载了这三篇故事。
而且，李纲最清醒的做法就是：故事归故事，事实归事实，一面印的是这吸人眼球的传奇故事，另一面却是由他亲自执笔而写的大辽南京道的时局剖析。
《东京时报》竟然再次因此而声名大振，连续几期都卖得脱销。就连许多朝中的大臣，也关注到了这张小报，以及主笔与主编的这个年轻人。
甚至还有说书人，趁热也推出了经过自己加工之后的《渤海国旧闻演义》。
而这几期《东京时报》的影响也不仅仅只是在大宋，由于事关辽朝，它们甚至被在京城的契丹商人买下后，再转而传播到了大辽的南京以及上京这些主要城市。
故事本来只是故事，只是不同的人听了之后的感悟与用途却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
辽国境内，有人把这种小报文章视为南人吃饱了没事干之后的意淫，多会觉得宋朝人在军事上打不过自己，就只能玩玩这种文人的诋毁方式来挑衅大辽。
当然，也有别有用心的投机者，却从这几份小报里看到了自己可以捞取利益的大好机会。
比如，此时正在上京城做着白陀寺住持的年轻僧人慈云法师。
慈云是契丹人，俗名菩萨奴，这就是因为父母笃信佛教而取。长大之后，由于天性聪慧，常常被父母去庙里烧香还愿时，被当时白陀寺的住持道深法师看中，说服了他的家人送来出家为其徒弟。
从辽圣宗开始，辽国基本确立了佛教的国教地位，一直到此时的皇帝耶律洪基，更是将佛教视为了自己最大的信仰追求，在全国各地兴建了大批的寺庙。
仅此不够，他还进一步地尊崇与强化了辽国的僧官制度：在大辽，僧人不仅可以担任寺院的官职，甚至还能兼任世俗官职。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尊崇佛教，就会导致僧人激增。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阶层，设置相应的僧职，委派有能力的僧人来管理佛教事务，本来也算是说得过去的事。
因此在辽国，会有“都僧录、左街僧录、右街僧录”等等的中央僧官、也会有“州管内僧政，都纲”等等的地方僧官，还有各种基层寺院僧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