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试临近，最为困扰考生的一件重要之事就是，自熙丰年间开始的科举取士的方式与内容是否会不会再发生变动。

按理说来，元佑八年，也就是去年的三月，朝廷已经下过诏书，其中明确说明：“御试举人复试赋、诗、论三题。”

说的御试就是所谓的殿试，是三场考试的最后一场，但隐含的意思自然也是解试、省试都依此而行。

眼下各地的解试都已依此结束，可是如今的省试与殿试会不会还有变化呢？

毕竟，今年的省试，因为前太皇太后的葬礼推迟了一个月，往年可是正月下旬就要开始。

更重要的是，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还是与皇帝亲政后的各种举动密切相关：接下来会不会下定决心实施熙丰新法，可能还不一定能够说准。但是凡是先太皇太后做过的事、他都喜欢反着来的性子，诸位大臣算是基本都领略到了。

那么，元佑八年三月发的诏令，它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所以这段时间，秦观在给秦刚作考试前的最后辅导时，也在关注这件事。

“其实如果改以试策的话，对徐之你更加有利。毕竟你的诗赋水平并不稳定。”秦观也是因为多看了一些秦刚在他面前所作的一些命题诗词，虽然总体水平尚还不错，但少有之前几首带给他的惊喜。包括前几天他在中太一宫所作的那首咏鸡诗，还是走的非常规之路，在平时游戏中拿来震惊一下旁人尚可，到了省试殿试之上，就讨不得多少便宜，甚至在一些阅卷官面前，反而会吃大亏。

秦刚看到老师说起科举考试方式的变化时，却是一脸的心平气和，并没新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争夺态度，便问道：“老师，我记得当初朝堂争论科举考试，到底是该以诗赋取士、还是应以经义策论取士时，苏大学士是坚决反对后者的。外人多说是因为大学士以己诗赋之才而自负，实则他的策论水平又何尝不是绝佳呢？”

秦刚所言确是事实，苏轼在参加省试时的策论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曾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之后曾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而且苏轼还是宋朝极少的制科考试状元。

关于制科，前面介绍过的李清臣，就是通过制科考试入了馆职成为京官。这一考试不是面对所有考生开放的，而是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参加的人至少得符合两个极其苛刻的条件：

第一要有要获得德高望重的重臣推荐，而且这些重臣实际要对推荐人担有连带责任。第二提交自己平时所作的策论共五十篇文章，经过考评认定有资格，才可参加最后的考试。

而最后的考试也堪称地狱级难度，考生必须在一天一夜内完成六篇各不少于三千字的策论。这些文章的范围涉及九经、十七史、七书等等共四十余本书目，包含了名家经典思想、财经、政治、军事等等方面的内容。所以，考生所作文章中必须要根据题目的内容引用出相关典籍的上下文，在深入理解经典思想的同时，还要有自己精到的见解、观点。

秦观对此解释道：“我皇宋立朝以来，在制科考试中，唯有仁宗时的吴育吴春卿与老师二人获过最高一等的成绩，老师的策论文章当属天下一绝。可恰恰是是因为他擅长策论，则比常人更加懂得策论考试在考核人才中的不足与缺陷。”

“哦？以秦刚之陋见，这策论可以考察学子对于政治、民生等诸事的见识，并可从文中看出他们对于政事的理解程度与处理思想，岂不是要强于诗赋乎？”秦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徐之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观摇摇头说，“单从文章本身来看，的确是有这样的好处。但是回到考试本身就会发现，一是策论写作有程式、有样板，二是策论试题太狭窄，因为你要贴近时事政务，就很容易被提前猜出押题，然后交上来的试卷，多是提前写好的范文，甚至还会是请人捉笔的作品。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选出来的人才便很成问题。”

所以说，苏轼此人看似豪放不羁，其实却是最讲实际的人。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观点，绝非那种认死理、讲面子的党争之辞。

在新法实施之初，他就从“新法急推时过于折腾民众、许多地方与民争利”等等这些客观出现的事实角度出发，急呼不得强行推广。而等到司马光一党上台之后，开始全面废除新法的时候，却又是他站出来，指出“新法经过若干年的推广，有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有些地方也被民众习惯，所以此时应该针对性地修复一些弊端即可，何必再次折腾民众？”

对于科学取士标准，苏轼的观点同样如此。

他并非只是死板在坐在朝堂上，来辩论诗赋与经义策论的优劣点，而是直接从实践入手，指出科举考试的本质是为朝廷选拔出有用的人才，所以，对于考生而言，无论是诗赋、经义还是策论，都各有优劣，仅只代表了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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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苏轼真正的观点却是：“今后差使官，不拘经义、诗赋，专务选择有才学之人”。而他所谓的坚持“诗赋取士”的观点，只是认为，相对在三者之中，诗赋创作，不容易作弊，更加能够在一两场考试中，可以相对客观公正地选拔出相对优秀的人才。

听到这里，秦刚以其自己从现代穿越过来的经验才在心底发出真正的感慨，这一思想居然能够一直延续到了一千年后的中国：尽管有无数的人去指责、批评现代中国高考制度中的种种缺陷与不足，但是依旧无法改变这一事实：高考是现行社会环境下唯一相对最为公平的全民人才选拔的机制。

“诗赋不是同样可以提前预作好么？”一旁的秦湛提出他的疑问。

“非也！”秦观摇头道，“诗赋命题范围极广，不像经义策论出题时会受限。而且，诗赋的考核标准又多，主考官出题，副主考限韵。考生根本就不太可能提前作好。对于人为的泄题风险还能更好地防范。这便是老师的苦心坚持所在。”

“那诗赋做得好，就意味着做官就能做得好吗？”秦湛不服气地质问。

“经义、策论亦然！”秦观淡淡地说道，“三者皆未必，那就选择最难的一项来选拔！更何况，诗赋多有比兴手法，文以载道、字以传情，诗词其中，深谙处世为官之许多关键。”

事实也是的确如此，苏轼虽然政治上疏于算计、远离党争，但他在为官从政方面，依旧是展现出了极其优秀的工作能力。不论是在知徐州时的修堤防洪、还是知杭州时疏浚西湖，甚至其后被贬数地，却都能做到为政一地、造福一方，许多繁杂琐事，在他手中，却往往都能信手而解，声誉鹊起。他正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着“诗词作得好的人，必也能将官做好”的标准。

“如此说来，师公的本意是朝廷取士当以‘词赋经义策论’三者并重，只是世人多有误解。”秦刚的这句话中提到了“师公”的称谓，这是宋朝所没有的，但是秦观听了后，也能理解其义，也就不去过多理会了。“学生当谨记其中深意，无论朝廷考试着重于哪一点，都将尽力发挥能力，以取佳绩。”

秦观听了很为欣慰地点点头道：“徐之你的文字功底虽然尚欠火候，但你的领悟力极佳，甚至远强于为师，这是你的优点，值得好好地发挥。”

正是因为秦观对其作了诗赋的贴身指导，秦刚才能深刻地感悟到，在老师秦少游的大量诗词作品中，除了早期的一些个人经历以及参加各类歌舞酒会的酬唱之作外，他在众多作品中倾注了千万柔情、以至不渝之爱的那个“她”，其实更多的所指，便是他内心对于屡争屡挫的人生理想与事业追求的寄托。

别的尚且不说，就以其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之《鹊桥仙》来看，这首词作，不仅一扫秦观本人在其它歌颂爱情、思念的词作之中所充斥的“忧、恨、愁、苦、悲、怨”的低暗情绪，却以无比热情的心态与和豁达的情怀，表达了对于牛郎织女这份“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的伟大爱情的赞颂。

而面对“忍顾鹊桥归路”的现实无奈时，他更是超凡脱俗地喊出了令无数后人俯首折腰的情感哲学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哪里是在写一份简单的人间爱情？

这又岂是在表达对于哪对凡尘男女之间的简单情愫？

这分明就是秦观历经青年人生的追求不得、理想不灭、人生不悔、矢志不渝之后的强大心声表露。

咏物托喻、以情明志，这本身就是诗词创作的基本手法。

数百年之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还是戴望舒的《雨巷》，会有谁去执着于狭隘地寻觅在诗句中出现的她与忧怨姑娘到底会是谁家的女子呢？

秦刚庆幸自己能够有这一次的穿越机会，并能够站在此时的秦观身旁，如此近距离地感受着这位天才学士的魅力照射。真正理解为何苏轼在如云的门下弟子中却独赞秦观“雄辞杂令古，中有屈、宋才”的道理。

当然，此时的秦观，还在仔细猜测着今科朝廷省试的种种可能，还在为了让自己的弟子能够一举中榜而费心思量。

之后，他又执笔落纸，一边写下了若干的题目，一边在说：“为师惭愧，应试多次方得取中，却也从中积下了不少心得。虽从朝廷而言，以试取才须凭真材实干，但是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能否中榜才是头等要事。若有捷径，当不须放过。这些题目，都是为师揣摩今日之政堂关注之重点，你这几日就把它们写出来，再交予我帮你改改。”

秦观现在所做的事，也是千年之后，判断名师的重要标准之一：为学生押题。

秦刚抬眼看去，只看得几行题目，便已在心里翻起了惊讶，因为这里约有大半，都是从熙丰变法与元佑更化之间的新旧法对比中而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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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手里的东西交给秦刚时，秦观也看出了他的疑惑，再次叹了一口气道：“这党争之害，已经不止只在于朝堂了，像你等士子也习惯于先看事情的党派，之后才去判断这件事本身值不值得去讨论，这是我们读书学习应该后的正确态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