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仇鸾勾结敌人背叛朝廷，而受贿引荐仇鸾的则是严嵩和严世蕃。
如果不是严嵩和严世蕃，仇鸾怎么能被起用？即使有叛逆的阴谋，又怎么能实施呢？
推荐贤能的人应该受到上赏，推荐不贤的人应该受到重罚，严嵩的罪恶又在仇鸾之上。”
第七大罪是“耽误国家的军机”。
嘉靖二十九年发生“庚戌之变”时，严嵩给兵部尚书丁汝夔出主意说：“不如按兵不动，让敌人抢够了自然就会退回。”
所以丁汝夔下令不打仗。后来丁汝夔因为失误军机被判处死刑，才知道是被严嵩误导了。
第八大罪是“专擅任免升降大权”。
任免升降的权力，“皇上用它来激励天下人心”，严嵩“窃取它来中伤天下的好人”，“所以好人几乎都被排挤光了”。
第九大罪是“失去天下人心”。
朝廷府、部、院、寺的权力都被严嵩掌握，而吏部、兵部“是利益所在，尤其被他专擅”。
文武官员的升迁，“不管人是否贤能，只看银子多少”。
官员们上任后，也不以报效国家为念，“只是每天想着向严嵩行贿”。
武官既然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剥削军士”，所以“军士很多都失去生计，而边防地区尤为严重”。
文官既然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向百姓横征暴敛”，所以“百姓很多都流离失所，而北方的百姓尤为严重”。
“一人专权，天下受害”，因此“怨恨遍地，冤屈无处申诉，人人都想造反，都想吃严嵩的肉”。
既然失去了天下人心，所以“恐怕天下的祸患不在外敌，而在朝廷内部”。
第十大罪是“败坏天下的风俗”。
自从严嵩掌权以来，有两股歪风邪气盛行，一是“谄媚奉承”之风，一是“贪污腐败”之风，“谄媚奉承来欺骗皇上，贪污腐败来带领下面的人。”
在这两股风气的笼罩下，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行贿巴结的人，即使像盗跖那样贪婪也被推荐任用；奔走钻营、笨拙无能的人，即使像伯夷、叔齐那样清廉也被罢黜。”
“一人贪婪暴戾，天下就形成风气，遵守法度的人被认为固执呆板，善于弥缝过错的人被认为有才干；
勉励廉洁方正的人被认为矫枉过正，善于奔走钻营的人被认为熟悉世事。
卑鄙污浊的行为形成一套，牢不可破，即使是英雄豪杰，也落入这套中。
从古至今风俗败坏，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
而风俗败坏的“本源”，杨继盛认为正是严嵩，
“严嵩先喜欢财利，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贪婪”；
“严嵩先喜欢奉承，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谄媚”。
这确定不是在暗讽嘉靖帝吗？
杨继盛在奏疏中继续说：
“风俗的兴衰，关系到天下的治乱”，风俗败坏到这种地步，“还希望天下能治理好吗？”严嵩既有此“十大罪，昭人耳目”，那么皇上为什么“固若不知者?”
杨继盛在奏疏中复说，这是因为他有五种“奸术”，致使皇上“堕于术中而不觉也”。“五奸”是：
一奸，“皇上身边的人都是严嵩的间谍”。
严嵩用贵重的财宝贿赂皇上身边的太监，因此宫中“无论是一言一行，一起一居，哪怕是嬉笑叹息的声音，游玩观赏宴饮娱乐的事情，没有不报告给严嵩让他知道的。”
严嵩则根据皇上的喜好和情绪，提前做好准备，“以迎合皇上，取悦皇上之心。”
二奸，“皇上听取意见的渠道被严嵩变成了拦路犬”。
通政司是朝廷听取意见的地方，严嵩让他的干儿子赵文华担任通政司使，以“阻塞天下人向皇上进言的道路”。
三奸，“皇上的得力助手都是严嵩的亲戚或亲信”。
严嵩让他的儿子严世蕃与锦衣卫、东厂的官员结为儿女亲家，“借婚姻之好，来掩饰他们的阴谋”，使他们不忍心调查揭露严嵩的罪行。
四奸，“皇上的耳目都成了严嵩的奴仆”。
不是向严嵩行贿的人，很难被选为御史、给事中；如果有稍微忠直、有节操和气节的人，严嵩就会千方百计地排挤陷害他们。
严嵩门下的人，为他张目造势，“暗中阻挠那些敢于进谏的人，所以科道各部门的官员，宁愿辜负皇上，也不敢得罪权臣”，“谁肯说出他的过错呢？”
五奸，“皇上的大臣多是严嵩的心腹”。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将各部有才能和声望的官员，都拉拢到他的门下，或者利用乡里的关系，或者假托亲戚的名义，或者结为兄弟，或者召为门客”，“互相勾结，根深蒂固，合为一党，互相依附。
各部堂司，大半都是严嵩的心腹。”
“五奸”是“十罪”得以实现的手段，同时也是掩饰“十罪”的伪装。
“十罪依赖这五奸来掩饰”，“识破这五奸，那么十罪就立刻显现了”。
但是皇上却“不忍心割舍一个奸臣”，而宁愿“让百万百姓遭受涂炭”，因此天下的臣民“已经有了离心离德的想法”。
最后，他请求皇上，“听从我的劝告，明察严嵩的奸诈”，“或者询问裕王、景王，让他们当面陈述严嵩的罪恶；
或者询问内阁大臣，告诫他们不要害怕严嵩的威势”，“重的就治他以专权的重罪，以正国法；轻的就劝他退休回家，以保全国家的体面。
内贼既除，朝政就可以清明了。”
朝政既清，外贼还愁不能除尽吗？敌患还愁不能断绝吗？内贼既除，外贼既尽。
天下太平可得而致。
杨继盛这份奏疏论狠辣，不比治安疏差多少，但是主要骂的是严嵩，先后论劾严氏者，“虽多说直，其尽状破的，无逾杨继盛矣”。
杨继盛这份奏疏递上去，就是逼着嘉靖帝承认错误除去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