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是我国古时重要官职，是皇帝的得力助手，皇权的有益补充；是人臣的顶点，享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荣光。

历来皇帝开明、宰相能干，社会就会和谐发展。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相权过重必伤皇权。因此，历朝皇帝围绕如何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开动脑筋积极探索。

明朝劳模朱元璋废掉宰相，成立内阁事事亲为，无奈子孙不肖，搞得内阁大学士比宰相还牛。

到了清朝，雍正在内阁基础上又设置了军机处（相当于爱新觉罗办），加之清朝皇帝们都有较强的职业操守，总算彻底消灭了相权，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皇权一统。没了宰相的大清王朝，再无人敢于争论谏言，整个社会被压抑的毫无生机，最终在刻板保守中走向沉沦。

唐时实行“群相制”，用现代语境表述，也可理解为“宰相集体办公制”。

有唐一代二百八十九年天下，共有二十一位皇帝，却产生了四百六十一位宰相。

这个制度设计来自隋朝，被大唐开国皇帝太祖李渊继承了下来。宰相从一人分为四人，在皇帝领导下按分工履行职责，有利于分化相权、适度放权、稳固皇权。

李渊当时的宰相是李世民、裴寂、窦威、刘文静，这四人哪一个都不简单，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玄武门之变被抢班夺权，李渊大叔应当可以成为大唐最舒服的皇帝。

这种设计对皇帝个人的格局、胸怀、眼光要求都很高，没有格局就会自以为是，对宰相横挑鼻子竖挑眼；没有胸怀，就总怀疑宰相在坑自己，处处设防搞得宰相没法正常开展工作；而没有眼光，就会把奸佞之辈当成“治世能臣”放在身边，既害了自己也毁了国家。

从这个层面看，无论是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还是玄宗李隆基，都做得不错。甚至是一代女皇武则天，虽然换相勤了点，也还说得过去。帝与相之间互动良好，一度形成了互促互进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出现了贞观、永徽、开元三大盛世。

但到了玄宗晚年，因贪图安逸，懒的在费力挑选宰相，重用了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其实李林甫从本质上看倒也未必有多坏，无非是权力欲强了点、心眼儿小了点，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有权谋的，至少安禄山就很怕他。如果玄宗还似以往那般英明，过个三四年就把他轮换掉，李林甫对大唐也不会造成多大损害。

失去监管的权力就是一剂慢性毒药，即使你是正人君子，如果长期服用，也会沉沦在它所带来的快感中迷失自我！

到了肃宗、代宗时期，藩镇势力野蛮生长，他们谋求脱离中央、相对独立。朝廷对其内部事务特别是其所属军队的控制日趋弱化，宰相的权力空间也相应缩水，逐步过渡到打理日常事务和组织征缴税收上，这大概也是中唐时期的宰相多是深谙经济之道的无奈之举吧！

实事求是的讲，与前朝后世相比，唐时宰相权力不大，甚至很窝囊。

一方面群相分权，宰相之间搞窝里斗，在大事大非上难以达成统一意志；另一方面轮换频繁，宰相任期通常一至三年（几个特殊人物例外），且往往是多人一次性全部调整，无法保证政策的延续。

制度的设计导致以宰相为主的文官集团整体弱化，这也是唐朝后期藩镇集团和宦官集团失去制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言归正传，德宗在位二十六年，期间共有三十五人相继担任宰相。这些人大部分与本卷目无关，这里重点介绍泾原兵变发生前，对时局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三位宰相，他们分别是贤相崔佑甫、能臣杨炎与奸相卢杞！

宰相是我国古时重要官职，是皇帝的得力助手，皇权的有益补充；是人臣的顶点，享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荣光。

历来皇帝开明、宰相能干，社会就会和谐发展。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相权过重必伤皇权。因此，历朝皇帝围绕如何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开动脑筋积极探索。

明朝劳模朱元璋废掉宰相，成立内阁事事亲为，无奈子孙不肖，搞得内阁大学士比宰相还牛。

到了清朝，雍正在内阁基础上又设置了军机处（相当于爱新觉罗办），加之清朝皇帝们都有较强的职业操守，总算彻底消灭了相权，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皇权一统。没了宰相的大清王朝，再无人敢于争论谏言，整个社会被压抑的毫无生机，最终在刻板保守中走向沉沦。

唐时实行“群相制”，用现代语境表述，也可理解为“宰相集体办公制”。

有唐一代二百八十九年天下，共有二十一位皇帝，却产生了四百六十一位宰相。

这个制度设计来自隋朝，被大唐开国皇帝太祖李渊继承了下来。宰相从一人分为四人，在皇帝领导下按分工履行职责，有利于分化相权、适度放权、稳固皇权。

李渊当时的宰相是李世民、裴寂、窦威、刘文静，这四人哪一个都不简单，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玄武门之变被抢班夺权，李渊大叔应当可以成为大唐最舒服的皇帝。

这种设计对皇帝个人的格局、胸怀、眼光要求都很高，没有格局就会自以为是，对宰相横挑鼻子竖挑眼；没有胸怀，就总怀疑宰相在坑自己，处处设防搞得宰相没法正常开展工作；而没有眼光，就会把奸佞之辈当成“治世能臣”放在身边，既害了自己也毁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