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广德二年（764年），是代宗李豫继位的第二个年头，也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一年，百姓嗷嗷待哺，国家百废待兴！

这一年，代宗组织了战乱后的首次人口大普查。普查结果令人震憾，全国累计290万户、1690万人，比起天宝十三载（754年）的906万户、5288万人，约有3600万人死于战乱。

这一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被逼叛出大唐。为了应对危机，代宗采纳李抱真意见，起用赋闲已久的郭子仪。郭子仪重披战袍再挽狂澜，止住了吐蕃扩张态势，成为代宗时期的中流砥柱。

这一年，二十二岁的雍王李适成为皇太子，大唐后继有人！

这一年，元宰、杜鸿渐取代遭到宦官构陷的刘宴、李岘，登临相位，与王缙一起组成了代宗的宰相班底。

这一年，代宗起用被贬为太子宾客的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刘宴在宰相元载的支持下，协调沿途各道节度使，组织人力清除通济渠泥沙，使大运河畅通无阻，重新恢复了漕运。每年可从江淮向关中转运数十万石粮食，有效缓解了关中缺粮现状。

从这几件事可以看出，代宗在尽最大努力试图恢复战乱带给国家的创伤。只是前人留下的摊子实在太烂，内忧外患之下的大唐百病丛生，皇权已衰、人心离散，想要重焕生机需要有大刀阔斧的勇气，而性格优柔的代宗显然无法胜任。

【02】

永泰元年（765年）三月，代宗下令让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乂等十三名文武大臣在集贤殿待命，以便及时商议、处办国政。

左拾遗独孤及上疏指出：“陛下召集裴冕等人候命以备咨询，这种做法非常好，是五帝才有的盛德。然而从近期情况看，陛下虽能容忍他们的耿直，却并不采纳他们的意见。只有宽容的声誉，没有讷谏的事实，使得劝谏的臣子不再言语一心安享俸禄，互相结交以便仕途通达，让忠直的人大感叹惜，臣也深以为耻。”

“如今战火连绵已近十年，百姓无法生产，生活全无着落。那些拥兵自重的将领，家宅馆舍横亘街巷，奴婢都有吃不完的酒肉，贫困的人却要拖着瘦弱的身体从事繁重劳役，被官吏们敲骨吸髓。”

“长安城中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杀人的暴行时有发生，官府从来不敢过问。将军怠惰放任，士卒暴虐横行，百官无人做事，有如沸粥乱麻。”

“民众有事不敢向官府报告，官府有事不敢向陛下禀明，忍受着痛苦折磨，无处可以控诉。时局混乱到了这个地步，陛下仍不去考虑如何挽回，臣实在感到恐惧。”

“现在边境只有朔方、陇西遭受吐蕃侵扰，依靠邠州、泾州、凤翔的驻军完全可以抵挡。除此之外，天下大体平定，可是驻防各地的大量军队并没有解散。”

“倾尽国家财力，去供应用不上的军队，臣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出于居安思危，可以选派精兵控制要地，开设屯田，将其他冗员全部裁撤，把供应他们的物资充做劳苦百姓的租赋，国家每年就可以节省一半开支。陛下怎么可以固步自封，坐等着祸患一天比一天严重呢！”

独孤及的这番话虽说点到了根子上，但也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裁军一事谈何容易，那些割据一方的藩镇怎肯轻易抛舍靠着战乱获得的巨大利益。恐怕诏令一下，国家立刻就会陷入战乱。

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代宗也只能将这份慷慨激昂的提议搁置起来。

【03】

四月份，代宗派御史大夫王翊兼任诸道税钱使，前往各地督导租赋征缴工作。河东道租庸、盐铁使裴谞入朝汇报，代宗向他询问盐铁税每年营利情况，他却许久没有应答。

代宗追问，他说：“臣从河东前来，一路上看到小麦颗粒无收，农民愁苦怨叹。臣以为陛下见到臣，一定会先向臣了解民间疾苦，没想到竟然问臣收了多少税，所以臣不敢回答。”

裴谞在用这种方式委婉表达苛捐杂税过多，代宗向他致歉，升任他为左司郎中。

裴谞说的没错，然而这么多的军队要养，还要维持朝中权贵的奢侈生活，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代宗不关心税收又能关心什么！

在这种思想下，时任京兆尹的第五琦提出了“什一税”，即每十亩田收取其中一亩的粮食作为租赋，代宗当即予以允准。

大历元年（766年）正月，代宗又让户部尚书刘晏、户部侍郎第五琦分掌天下财赋。刘晏、第五琦都是有唐以来知名的理财能臣，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除了竭泽而渔还能有什么办法！

代宗时期的国力与唐初时相差不多，完全可以借鉴当时轻徭薄役的方式与民休息，但是过惯了奢靡日子的权贵集团又怎肯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

十月十三日是代宗的四十岁生日，各道节度使纷纷进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皇帝庆生祝寿，这些财物累计价值二十四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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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舍人常衮进言：“节度使不会男耕女织，所献财物必然取之于民。聚敛百姓怨愤来向君王献媚，此种习气不可助长，请您下令退还。”代宗不听！

大历二年（767年）四月，鱼朝恩奉诏修建章敬寺，耗资超万亿。卫州进士高郢多次上疏极谏，代宗仍然不听！

一方面国力凋敝财政吃紧，另一方面又不知节俭纸醉金迷，这样的江山能坐稳才是奇迹！

【04】

起初，代宗喜好祭祀，对佛教不是很感冒。宰相元载、王缙、杜鸿渐三人都信奉佛教，尤其是王缙，饮食中从来不带半点荤腥，与杜鸿渐不停的修庙建寺。

有一次，代宗问他们：“佛家讲究因果报应，世上真有这回事吗？”

元载等人回答：“我们大唐国运昌盛绵长，如果不是提前种下福报，如何能够获得！福报已定，即便偶有小灾，最终不会酿成大祸。比如安禄山、史思明悖逆无道，在最为繁盛时却被他们儿子所杀；仆固怀恩发兵进犯，刚一出门就暴病而亡；吐蕃、回纥大举入侵，不战自退。这些事哪里是人力所能及，不是果报又是什么！”

代宗认真琢磨了好一会儿，发现事实果然一如元载所讲，由此对佛教深信不已。

此后，他经常在宫中招待百名以上僧人斋饭；遇有动乱，便让僧人念诵《仁王经》，敌人退去马上重赏僧人。有位叫不空的胡僧竟官至卿监，加封国公，随意出入宫禁，恩宠无比。

代宗把京畿附近的良田大多赐给了佛寺，下令不得殴打、辱骂僧尼。在五台山修筑金阁寺，用纯铜镀金做瓦，耗资巨亿。为了筹钱，王缙让中书省发文，交给数十名僧人到各地奉旨化缘。元载等人与代宗稍有闲暇，聊的全是些佛教典故。

所谓上行下效，朝中权贵这一做法很快蔓延到了各地，官吏们没人再去关注“凡尘俗务”，一心去做虔诚的佛教徒，政事日渐紊乱。

杜鸿渐在成都当了半年节度使，力荐崔旰接任，匆匆返回长安。他认为自己此行安然无恙，全是拜托佛陀护佑，于是向一千名僧人施舍，用以回馈报恩。一年后，他病重离世。临死前让僧人替他削去头发，交代家人把他安葬在佛塔下。

大历三年（768）正月，代宗临幸修竣不久的章敬寺，超度僧尼近千人。

信不信佛是个人自由，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一个一国之君，连国家利益与个人信仰都拎不清哪头轻、哪头重，那就只能说是昏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