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亥年丁未月甲子日（1287年7月16日），辰时，梅硐城的街道上热闹非凡，各式酒肆幡旗在风中摇曳，小二在门口热情的招呼路人进店就餐。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十分嘈杂，拉家常的、操着嗓门吆喝售卖货物的、讨价还价的、卖艺的、啥事没有瞎逛的。。。。。。不一而足。

虽然上月鞑子攻城所留下的痕迹还在，但大半个月的时间过去，因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已有所消退，或者说因频繁的拚杀所带来的伤痛已令城内军民所麻木，无论曾经有多少伤痛，都过去了，生活还得继续。

梅硐城从开始的千人有余到现在塞进六千人口，各种生活所需也随之增加，加上朱雀军数次大胜，缴获良多，统领以“将士浴血奋战”为由，足足发了一回军俸，连带先前所欠也一并补上，另外，对有功将士赏格的一一落实，于是，手里有些余钱的军将，便有了消费的需求，贴补家用添置家具的、看戏听书吃喝甚至逛窑子的，各色人等皆拥上市集，确实热闹非凡。

只有李芗泉知道，眼下市井的繁荣，是因为战争的获利导致，是畸形的。要促使这种繁荣正常化，只有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提前条件，是要有相应的基础来支撑。按州府的规划，梅硐城这个被列为州治的城池，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大三倍的面积，以容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需要。

要想富，先修路。城外，数十人担着担，从河道、山林挑来石子，铺就在官道上，另有十余人则吆喝着抬着一个桩形重物不断的夯踏地面。由伍监州主持的修路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州府对官道进行拓宽，即既能满足运输、经商所需，也能满足军事调动，制订宽二十尺的标准（合后世约六米）。

修路最耗人工，但眼下的长宁州是不缺人的，几场大战下来俘兵颇多，尤其不缺青壮，对这些新俘，李芗泉的一贯做法是除罪大恶极之外的普通降兵，进行劳动改造，而非杀头。眼下，伍思成已经深深的感叹这种方式的作用了，起码不用花银子雇人，只要给碗饭就可以了，劳作一日下来，这些俘兵只想吃饭与睡觉，也减轻了张靖等军将看管俘兵的难度。

道路的路基土壤采用由4人合抬、重约百五十斤的石柱夯实，以增加路基的密实度，然后再铺上半尺厚的石子，夯实后再铺沙子，定线的原则是尽量取直，道旁栽种四季常绿的树木，这种道路的形状类似后世中国八九十年代乡间的沙石路，但放在宋元期间，算得上是高级别的官道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梅硐城至望湘村的六七十里路，已经不再是往年被足有半人深的茅草遮蔽的崎岖山路景象，自五月底以来，除去中间与鞑子交战的时日，伍思成、汪文涛各自派遣修路队，活跃在丛林之中相向修筑，硬是拓出了一条宽五尺的山路来，只是，接下来的继续拓宽、平整、镶石工作，只怕不是几个月能完成的了，但比之以前只能靠脚力翻越的丛山，现在能骑马通行了，传递信息、军伍调遣都将因此节省不少时间。

道路的养护由因身残而退伍的军兵充当养护工，在治下的区域扩大之后，将沿路以三十里设立驿站，供往来行人、官吏休歇用，驿站的投入使用，伍思成部分采纳了盛唐时期由官府指定富户主持的方式，又听取了李芗泉的意见，改为承包责任制。

第一批建立的驿站，一个在卧虎寨之旁，一个贴近梅岭堡，出资承包方，其一是李芙蓉，而非她背后的李家商铺，这也代表李芙蓉开始独自与官方进行合作，其二是粮商刘二木。

对于道路的养护，有专用的养护工，这是朱雀军用以安置伤残将兵的一种方式。朱雀军统领曾下令，因功身残的军民，除按照《武经总要》给予赏格外，可优先得到照顾，由伍思成进行安置，视个人能力与特长，派往朱雀军治下从事里正、巡捕或是乡兵、养路之类力所能及的事务，由长宁州发给能满足生活的基本补助，针对少数优异者，可进入长宁学院进行深造。

这个所谓的长宁学院，也是伍思成在六月初提出的“十大事”之一，这一点，也得到了李芗泉的许可，但在正式建立学院之时，二人就谁担任“学院主监”产生了分歧。

其实，说“分歧”是很给面子的说法。据当时路过知州府门前的刘黑七的描述，长宁州的这二位大佬，在知州府上拍桌子大吵了一场，争得脸红肚子粗。原因很简单，虽然李芗泉挂着知州的名号，但在伍思成的眼里，自己才是真正的文人、文官-当年中过进士、货真价实的朝廷文官，按自古以来的做法，只有德高望重的文官才是这位主监的不二人选，放眼长宁州内，舍我其谁？

甚么知州大人，其实在伍思成看来，其实就是个统领，是一个武夫，若由一介武夫来担任学院主监，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还要被鞑子笑话大宋无人，竟然只有粗鄙武人来任学院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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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也是最关键的，将来的这些学院士子，无疑会成为大宋的人才，那这个主监之位可不得了，要知，将来学院的所有学子，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爬到何种高位，都是主监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想来就是一件很脸上有光的事。

所以，伍思成坚决不同意由李芗泉出任主监，后者呢，想法倒没监州那么多，知州大人只是担心这学院如果被伍思成一手操控，那么，将来自己要增设什么学科、送什么样的人来就读，就不会那么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