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薄徭役，废丁税（人头税），行摊丁入地制。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可上下其手，其利四。”

其实对于这一点，只能说是李芗泉与伍思成两人在各不相让的情况下，最后勉强达成的一致。最初李知州提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当他介绍完后，伍监州立即出言反对，他理解这个责任制就是将山林土地归于农民，也就是国家、士绅地主统治阶级将失去对土地的控制。

无论李芗泉怎么解释“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关系与区别，监州大人就是不同意，反而好言相劝，不要“自乱阵脚”。最终，李芗泉再次退让了，因为伍思成说得对，自秦至民国，士人集团都是统治阶级，他们是民间资源的实际掌握者，现在自己羽翼未丰，还不能与士人地主阶层作对。

就如篡西汉建立新朝的王莽，人人皆称之为暴君，实际上这是对王莽不公正的评价，正如后世的胡适点评：“王莽是中国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

但建立新朝15年的王莽，最终却落得个被杜吴所杀，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到295年，用作告诫朝臣宗亲谋逆者将有此下场。

这不得不说是件遗憾的事，其实持谦恭敬品格敦厚、还算勤政爱民的王莽，其想法是好的，但他急于求成，草草颁布超前的政令，又遇连年的天灾、蝗灾，最后士人集团利用这些问题，怂恿农民起来反抗，才落得如此地步。

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有些超前了！而摊丁入地呢，却不然。

历史上，摊丁入地应该说是封建社会中，较为先进的一种制度，始于明代，盛于清代，事实上，确实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有效的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轻微改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调整了国家、士人地主和自耕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摊丁入地，其实本质上只是缓和统治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去做制度的改变，因此，士人能接受，有所减负的农民当然更愿意了。同时，也是最主要的，这项政策对于增加国库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皇帝当然愿意了。

对于这一条的订立，思路清晰的伍思成很快便接受了。

“其三，丈量田亩，予民耕种，奖励垦荒！四，组织诸民兴修水利；五，大力种植桑、麻、棉、果等作物；六，发展工商业，单独实行什一税，别无它赋。”

这四条主要是为了促进农、商发展，除却目光短视的“蝗虫起义军”外，丈量田亩、兴修水利，是历朝历代都要干的一点大事，既能积聚国力，又能收获民心，傻子才不干。

后世一句话说得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确实，没有农业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何况在暴元的残酷统治之下，民众食不果腹，若朱雀军治下能解决温饱问题，对民众的向心力将大为增强。

说到对商业的征税，伍思成倒是积极的听取了李芗泉的意见，这什一税的出台，从根本上与摊丁入地分离出来，对于将来商业的发展，有了一个保障。

“七，徒富民，抑豪强；八，取消奴、婢制度；九，成立惩贪司，传司捕查作奸犯科官吏；十，编民入户，清查户口。”

对于“徒富民，抑豪强”，这是李、伍二人皆不约而同提出来的。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和伴随兼并带来的农民人身依附，导致国家缺乏足够的农民人口、田地应对国事，更根本的是，豪强集团会威胁到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君主专制集权。

譬如汉朝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就与自刘邦至刘彻，皆不遗余力的打压豪强，并将其作为一项长久性的政治国策有关。没有这些地方豪强的离心离德，就会政令通行，上下一致，国家不强盛都难。

再譬如明末，豪强占有大量土地与财产，这些豪强又资助东林党等卖国集团，最后反而皇帝无钱给边卒发赏，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为防患于未然，抑豪强就必须现在开始，否则将来后患无穷。

至于取消奴婢制度，则是鉴于当下鞑子的奴隶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还民以自由身份，以争取还在蒙元统治之下的苦难民众，特别争取人口基数最大的汉人或亲汉南方夷民，无论当下还是将来，都有着积极意义。

对于成立惩贪司一项，到底能发挥出多大的作用，其实李芗泉自己也没有多少把握，自古官官相卫，无论在哪个朝代，他们最终都会打成一片，除非改变政治制度。

对于编民入户，这是基本的数据统计，有了准确的大数据，才能为今后的定策、打战或重大项目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

“十一，办学堂，免供教授，开设道德、国学、算术、格致、击射、音律、医术等学问，孩童不分男女，皆需入学。”

关系学堂的事，是伍思成主动提出来的，而李芗泉丰富了学堂教授的范围，但在学生选择的方面，伍思成坚持男童入学，不过这次李芗泉寸土不让，并耐心解释为何男女皆一视同仁的道理。

各朝各代，教育大体只针对少数人，然宋代有所差别，由于国富民富，宋代的扫盲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最高的，甚至高于民国、共和国初年。伍思成生于这种环境，他虽无法完全认同“适龄孩童一律入学”、“女童皆要入学”的建议，但他能勉强接受。

伍监州的“十一大事”，对于稳定民心、保障民众权利、发展生产、促进教育与工商业的发展等诸多方面，是有正面作用的，这也基本奠定了将来李芗泉治下的施政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刚刚进入伍思成文官系统的吏员刘悌廉在兴办学堂方面，也提了一些建议，对于此条的制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却是当初张山翁在刘家村施教时提起过，被刘吏员拿来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