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汉书·董仲舒传》

元光元年（前135年）十一月，为征选辅国良臣，汉武帝再度下令选拔贤良，命各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经各郡推举的一百多名贤良齐聚京城。为了考察这些贤良的真才实学，这次汉武帝决定亲自下诏策问。

汉武帝结合三皇五帝以来历朝历代的兴亡，就历朝历代礼乐制度与国家危亡的关系，以及天命在王朝兴衰中的影响等问题，询问如何才能更好的治理国家、教化百姓，使得国泰民安，避免王朝衰败。

针对汉武帝的策问，被推举而来的贤良们纷纷上书阐述自己的理论，不少人的独到见解都让汉武帝茅塞顿开，其中尤以董仲舒的言论最让汉武帝感兴趣。

董仲舒是广川郡人，出身于拥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阶级家庭的他，自幼便十分好学，学识极为出众。三十岁时，董仲舒便开始招收大批学生讲学，宣扬儒家经典，这使得他的声誉日益扩大，后汉景帝征召其充任博士，负责讲授经学。

汉武帝即位后，精通儒家学说的董仲舒出任江都国相，他一面治理江都国，一面潜心治学，对自己多年来的所学进行融会贯通，以完善自己的理论，他以《公羊》为指导，又融合阴阳家、法家等各派思想，通过推究“自然灾异”、“阴阳运行错误”的原因，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即“天人感应”学说。

后来，董仲舒因故被废为中大夫。汉武帝下诏推举贤良后，董仲舒也受到推举参加策问。

汉武帝的策问，与董仲舒的理论研究颇为相符，于是他便在上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汉武帝看罢董仲舒的上书，对他所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十分感兴趣，此后又连下两道诏书，与参加策问的贤良深入探讨了天人关系，以及依据此理论的治国方略，故史称“天人三策”。

在三道策问中，董仲舒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天人感应”学说，并在此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条治国之策：一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董仲舒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强调上天是宇宙间最高的主宰，上天拥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因此人的行为就应该遵循上天的指示。

他以“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理论，强调天子乃是代替上天治理天下，是代表上天的意志来治理人世，因此君王身上才会出现人力难以做到的事情，而上天又是仁慈的，如果君王合格或者还可以挽救，上天总是会想办法扶持和保全他。因此，国家一旦发生道德败坏之事，那么上天就会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如果国君不知醒悟，上天便又会降下一些怪异之事来警告和恐吓；如果君主还不知道悔改，最终才会导致灭亡。

自先秦以来，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便会常常塑造各种神异事件来神化自己的形象，以上天的代言人自居。而根据董仲舒的理论，皇帝的权威在先秦的基础上，进一步得以神圣化，这无疑是有利于维护皇权统治的，如果这套理论得以推行并被广泛接受，西汉立国以来统治阶层的乱局，将会彻底得到终结，从而构建起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毕竟在这套理论下，皇帝行使的乃是上天赋予的特权，无人能够轻易撼动。

不过，这套理论在强调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灾祸遣告的方式来鞭策约束皇帝的行为，从而劝谏皇帝治理天下应当遵循“天道”、施行仁政。正因“君权神授”，如果皇帝治理天下妥当，使得国泰民安、百姓安康，那么上天便会降下祥瑞；但如果皇帝倒行逆施，导致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上天便会降下各种灾祸和怪异事件。

二是推明孔子、施行仁政。在分析了历代王朝兴衰后，董仲舒认为“道”才是治理国家之正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历代圣君通过建立礼乐制度来教化百姓、改善民风，这便是君王的“道”，正因这种“道”深入骨髓，所以即便圣君去世，他所建立的“道”仍然会流传百世。

人君都是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因此圣君创立的“道”都是正确的，之所以后来会出现政治混乱、国家衰亡，并不是“道”衰亡了，而是由于后世君主言行举止已经不符合先王所创立的“道”了，是因为人君的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的优良传统。

董仲舒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他倡导孔子所说的“不教而诛谓之虐”，即如果国君不教化百姓，而一味以律法来惩处，只能称之为暴虐之君，而非仁君。此外，不施教化而只重刑罚，也会导致官吏百姓只知逃脱律法惩处，而不能从内心深处懂得礼义廉耻，如此只会导致奸诈之徒越来越多，而百姓的德行却得不到任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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