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即使贾谊提出的很多政策都极有建设性,但由于其缺乏施政经验,再加上年少轻狂急于求成,以及先秦纵横家夸饰文风的影响,言辞往往有意夸大社会危机之意,以求引起君王的关注,从而为自己赢得大展宏图的机会,这导致他提出的很多政策往往不合时宜。正因如此,汉文帝虽然欣赏他的才干,但却始终未将其放在重要职能部门,对于他的很多建议也只是部分采纳,更多予以了回绝。
汉文帝四年(前177年)十二月,丞相灌婴去世。正月,汉文帝任命御史大夫张苍为丞相。张苍是河南郡阳武县人,秦时曾任御史大夫,后来因罪逃亡,再后来又跟随刘邦西进灭秦,西汉立国后历任常山太守、代相、赵相等职,后入朝为计相,为西汉制定历法和度量衡,校正《九章算术》,获封北平侯。高后八年(前180年),张苍出任御史大夫,并与周勃等人迎立汉文帝。
张苍虽然也是开国功侯出身,但因其早年曾师从儒家大师荀子,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十分谦恭,与那些居功自傲的开国元勋形成了鲜明对比。纵使对汉文帝有拥立之功,但他仍然十分重视君臣之礼,对汉文帝始终恭恭敬敬。在开国功臣逐渐凋零的情况下,张苍已是少有的仍然在世的开国老臣,由他继任丞相,倒也顺理成章。
张苍升任丞相后,汉文帝本想征召河东郡郡守季布接任御史大夫一职,后因季布极为勇武,且喜好喝酒而放弃,最终选择了任命“围”为御史大夫,可惜的是史料对于“围”并无过多介绍。
趁着朝廷的这次人事变动,汉文帝原本也想将贾谊提拔为公卿,然而贾谊早已被功勋老臣们视为眼中钉,汉文帝此议一出,便立即遭到了这些老臣们的强烈反对。
彼时,功勋大臣们在朝中的势力已经急剧萎缩,甚至就连身家性命都时刻遭受威胁,他们自然不愿再让贾谊这种深受文帝宠信,又致力于限制功勋大臣权势的大臣再位居高位,因此这些老臣纷纷上书,以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为由强烈反对贾谊位居公卿。
汉文帝见贾谊已经引起众怒,为了缓和朝中矛盾,便将贾谊外放为了长沙王太傅,前往长沙国辅佐长沙王吴着。此举既是为了保护贾谊,防止他持续受到大臣们排挤攻击,也是为了锻炼贾谊的施政才能。
然而,年少成名的贾谊,本就有些年少轻狂,很少经历挫折的他,非但没能理解汉文帝的良苦用心,反而认为自己是因被大臣排挤而被贬,因此一路南下的他心情极为郁闷,在途经湘江时,想到曾经一样被贬的屈原,贾谊写下《吊屈原赋》,在凭吊屈原之余,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
当汉文帝将贾谊外放长沙国后,原本已经沉寂的彻侯们认为这是自己的胜利,认为汉文帝仍然要顾及自己这些彻侯的想法,因此再度活跃起来。汉文帝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于是立即做出应对。
在现存彻侯之中,功勋卓着且曾任丞相的周勃声望地位无疑最高,他在被遣归封地后,因为审食其之死,也曾陷入极大的恐惧,以致在面对巡视地方的郡守、郡尉时,常常身披铠甲,命令家人手持兵器接见。
在贾谊被贬后不久,有人据此告发周勃谋反,汉文帝立即将这件事交给廷尉,廷尉又将此事交给长安令处理,周勃也被押赴长安问罪。
在被押赴京城后,周勃陷入了极大恐惧,而且屡受狱吏欺辱。为了换取生路,周勃以重金贿赂狱吏,通过狱吏求取儿媳的帮助(其子周胜之迎娶汉文帝之女),后又献出大量钱财给外戚薄昭,换来薄太后出面求情,再加上袁盎等人的积极活动,汉文帝这才将周勃释放。
汉文帝自然知道周勃没有谋反之心,他只不过是在用此举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那些功侯罢了。经此一事,重新回到封地的周勃,再也不敢过问政事,而当那些功侯们得知了周勃的凄惨模样后,这才想起汉文帝早已不是那个初入京城的诸侯王了,朝政得以重新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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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了周勃事件后,贾谊这才意识到,汉文帝不是楚怀王,自己自然也不必再做屈原,遂重新收拾起心情,认真梳理政务。为了尽快回到京城,即便远在长沙国,贾谊仍然十分关注天下大事,并时常给汉文帝上书进言。
例如周勃被捕后,贾谊便曾上书求情,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又如汉文帝在下令更造四铢钱的同时,下诏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钱币,并将蜀郡的铜山赐给宠臣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以致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贾谊因此又上《谏铸钱疏》,建议汉文帝下令禁止私铸。
汉文帝六年(前175年),在外放长沙两年多后,汉文帝重新征召贾谊入京,并于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与之详谈整日。
正所谓“山河易改,本性难移”,经过两年多的外放锻炼,贾谊的才能固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他的性情却并未发生大的改变。这让对其才能依旧钦佩的汉文帝,根本没有办法对其委以重任,只好又将贾谊任命为了梁王刘揖的太傅。
梁王刘揖不仅是最受汉文帝宠爱的小儿子,而且其封地相较于长沙国,距离京城更近。汉文帝虽然不认为贾谊能够承担重任、独当一面,但也不愿意就此浪费他的才能。
毕竟,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出谋划策的谋士,贾谊还是十分称职的。正因如此,汉文帝才选择将其安排在了距离京城更近的梁国,以便于能够随时征召其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