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源自朝廷给予他的时间紧迫压力，更为根本的是，胡轲深知自己如果不赶快离开这个场所，可能会迷失心智，甚至走向邪路。

若真在如此环境下被塑造成了邪异的存在，他自己都不可能跨越这个自我认同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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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的方式有许多，唯独让自己成为「**」之类的人绝不可行。

徐允恭行事迅速，当他得知关于胡轲的情报后，马上集结了人力，对那段时期所有的进出监禁场所的记录进行了彻底的调查。

得益于军事监察部队在组建初期便建立了繁琐而严谨的制度，现在他可以有条不紊地梳理这些过往文件，搜寻关键信息和证据，即便过程依然复杂且困难重重，但他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指向。

与此同时，在那段时间里，尽管毛骧领导下的诏狱成员多少有些懈怠散漫的态度，但这仅仅是体现在对待工作的态度而非实质性内容。

这伙从暗处行动的人物很少在工作上真正胡来。

既然都是干这等私下探查人事的工作，又有哪个人能担保在自己审视他人时，背后不曾有一股力量正默默地注视着他。

特别是在锦衣卫里浸淫已久者，则这份忧虑更为深刻。

平日在处理案务之时或许能稍事懈怠、糊弄一二，但对于那些记载在卷、供人检验的事物，则显得不太适于过度敷衍。

因此，“封绩”这个名字，当出现在下属呈交来的报告中时，徐允恭顿时双目圆睁，难以掩饰震撼。

这个“封绩”的名字不仅出现在由吏部公文汇编而成的文档中，同时也是在整理收集对胡轲言谈的摘要里，反复出现了数次。

以封绩所担任的官职而言，按理来说不该引起出身显赫世家如徐允恭的关注。

不过考虑到封绩与胡惟庸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加上胡轲曾提及过封绩这一人物，使得过去在查办案件时，徐允恭特别留心过有关封绩的情况。

没有查问便罢，稍作调查后，他就察觉到了这并非一名普通的角色。

此人原来是元朝时期豫州的地方官僚。

更有趣的是，在明军北伐期间，他还率领其所属县份的武装力量进行了抵抗。

然如此螳臂当车般的行为最终未能改变面对强大明军的局面，结果落败被打败。

战事结束后，作为叛乱典型的封绩，显然享受不到任何优待。

朝廷一纸赦令，将他贬谪至荒漠之边缘。

然而很明显，虽然封绩在心底忠于元朝，高呼与元朝共命运共毁灭的言辞震耳欲聋。

实际上，他对权力的贪婪才是最为真实的追求。

草原之吸引力，根本不是驱使他忍受沙砾的残酷条件的原因。

封绩在一番艰辛运作下，终于成功在朝廷内部建立了人脉网。

此时尚未登上帝位的胡惟庸正值其政坛崛起之时。

胡惟庸心存大计，尽管梦想庞大，但在创业期缺少支持确实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鉴于封绩并非能带来明确利益的合作伙伴，起初回眸并不甚情愿，然而终究还是接受了这位角色——一则的确急切需要助手的力量；面对每一个有助于扩大影响力的机缘自然不容错过，再加之把人从蒙古调回来的规模不算大，依靠老将李善长，大任或许难以承担，但这类人物级别的调动对他来说还算轻而易举。

从此刻起，封绩的命运正式和胡惟庸交织在了一起。

而徐允恭知晓的一条许多大臣并不了解的消息是：自胡惟庸晋升为丞相以来，每一个从中书省出发、前往蒙古商谈的代表团内必定会有封绩的身影。

当徐允恭调查确认传信进诏狱给予李佑的信息之人果然是封绩后，整件事便彻底变得不同凡响。

一开始从胡柯口听到认为单纯的畏罪自尽，如今却揭露另有指使者。

虽属重要内容，但在缉查科所接触到的众多案例之中，这种情形并不少见，无法引起太大震撼。

卷入涉及胡惟庸滔天案件中的一员重要助手，李佑采取的任何行动，即使在外人看来是情理之中。

尤其是考虑到李佑是连接胡惟庸与其恩师交流的关键。

这个人手握着证实胡惟庸罪责的重要证物，同时亦有可能反噬李善长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