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里克带着便装后的罗贝尔来到宫殿旁侧的马厩，为他遴选了一匹最温顺的小母马。

“我得说，您真是来着了，这匹可是血统纯正的蒙古大马，是陛下亲自同罗斯行商购买，我叫她茱莉娅，宫廷上下有幸骑乘她的也不过五指之数而已。”

一讲到马的事务，平时沉默寡言的恩里克就开始变得滔滔不绝。

当年的奥地利内战前，宫廷首席书记另有其人，他在跟随前辈学习的同时，实际职务其实是与文书工作毫无干系的宫廷马政总管，或用更简单但不太尊敬的话代称：弼马温。

书记是工作，养马是生活。与马的相处给恩里克带来了不逊于人的快乐，不，应该说远远过之。

“马儿是最忠诚的，他们就像勇士的猎犬，总是在最危险的时候陪伴在主人身边。”他抒情地梳理着茱莉娅的马鬃，“最重要的是，马儿不会背叛，不像人。”

“其实马也会背叛，上次我对着一个突厥骑兵开枪，他的马就把它的主人甩下去自己跑了。”

罗贝尔的低情商总能为他和朋友间的漫谈带来一个不那么尽善尽美的终结。

恩里克一时梗塞，僵立少顷，把缰绳一手塞到罗贝尔手里。

“‘罗塞尔·德·奥尔良’，马上给我滚。”

“嘿，收到。”

罗贝尔马上代入了新的身份，一位平凡的莱茵伯爵，牵着茱莉娅逃也似的润出了马厩。

遵从弗雷德里克在他临走前的嘱托，他牵着马在城市中寻找路牌，不久，一栋与周围建筑相比堪称雄伟的三层公寓。

维也纳普通市民的居住条件不会比他们在乡下的同胞更优渥，一座长宽2:1的一层茅草长屋，双层木板墙之间由手工制浆水填充，勉强比单层木板防风保暖。一座壁炉贴着内墙连接烟囱，就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具。某些穷苦人家干脆连壁炉都没有，反正奥地利的冬天不算冷，挨一挨一般也冻不死人。

与简陋的规格截然相反的，则是这类长屋的繁杂功用。小小一间长屋，从南向北被火塘、壁炉、餐桌、床铺、牲畜区，彼此之间往往不存在独立分割设计。在中间的餐桌上一边吃饭的同时，鼻子一直能闻到同一屋檐下牲畜排泄物的恶臭。虽然人们一般会将床铺造在距离畜栏最远的边角，但这只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毕竟欧洲人没有造通风窗的习惯。

由欧美历史学家编纂的记载中世纪住房形式的《私人生活史》记载：“在大多数房舍里，居民必须穿过餐厅或厨房才能到达畜栏或牛棚，像布列塔尼和其他地区一样，牲畜和人用同一个入口，并且睡觉隔得不远。”

市民的房屋最优越之处在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具备了一份足以维持生计的家传技艺，或是打铁、或是算数、或是经商、或是制革，总而言之，他们的长屋不需要畜栏，那片空间被囤积家产的储物区替代，意味着他们不需承担闹人的畜生屎尿。

而类似眼前这栋三层石楼，同样样式的建筑物，在中国一般称之为“小洋楼”，以区分于传统的中式宅院，多半不是平民所有资格居住的房屋。

他内心隐隐有了一个猜想，上帝保佑，他现在一点也不想看见那张可能让他尴尬得想自杀的脸，即使他不久前还因为同一个原因哭了一场——事实上，那就是他不想跟那个人见面的原因。

根据后世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提出的定律，人越不想某件事发生，某件事发生的概率就相应增大，事情往往会朝你所想到的糟糕的方向发展。这当然是一种逻辑上的逆反，之所以人的心理预期越来越糟糕，就是本能地意识到灾难来临的几率正在不断增大。

罗贝尔拽低帽檐，脚下的步子越走越慢，越走越犹豫。到最后，他根本是试图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路砖上磨平脚底板而已。

然后，他就见到了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的烦人家伙。

“嗨~”

那张熟悉的该死的脸就趴在石楼二楼的窗户边，一双伊比利亚风情似水的眼眸眨巴眨巴的，令他心烦无比。

“伊莎贝尔！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他的喊声几近吼叫，纠结和震撼溢于言表。这副崩溃的表情，就像是看见优秀文学作品里壮烈成仁的正面角色被万恶的作者反复“复活”和“消费”，害读者既高兴又恶心。

听到他的喊声，路边行人纷纷投来吃瓜的目光，两个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很难不联想到某些情感大戏。

“难道你之前所谓的‘离开’就是单纯在糊弄我？！”

石楼，窗户边的伊莎贝尔吐了吐淡红的舌头，摆出无辜的表情。女人最大的优势在于，当不想讲道理的时候，即使男人不厌其烦地提出质疑，也会被用各种非逻辑的手段搪塞过去，比如：

“略。”

“别略啊！”

僵持数分钟，忍受不了周遭路人愈发玩味的注视，他把马牵绳系在门口的立杆，落荒而逃似的地冲上二楼。

“咚咚咚！”

激烈地敲了几十秒的门，屋主人方才不紧不慢地放他进入房间。

他刚迫不及待地进入房间，就被里面的一地狼藉震撼得语无伦次。

“这这这这……这都是啥呀。”

房间里，从床上到地板，从梳妆台到阳台，到处散落着女人的衣服，一件比一件凌乱，布满褶皱和灰尘。

‘这时候要是有个熨斗就好了。’

经常听江天河发出如此抱怨的罗贝尔，心中响起了同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