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斯丹虽然对除沈彬之外其他球员不感兴趣，但能更多了解那个神秘的东方大国还是充满期待的，相信欧洲的读者也一样。

等大家平复心情后，李延接着问道：“我是在现场看到了你们和埃因霍温的比赛的，说实话，我都没有想到你们的水平能达到这样的惊人程度，而且你们还如此年轻，你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这很正常，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球员是幸运的一代，也是不幸的一代。

我们大多都是从小从各省市体校、体工队出来的，由于刚好足球开始职业化，各体校。体工队受市场的影响，纷纷开始加大投入，无论是平时饮食还是训练方法都有都比过去有许多优化和改变，这样我们比老大哥们出现更多的优秀人才就是必然的情况。

就拿我本人来举例吧！我从六岁开始就被选入金陵市市体校，资金比以前充裕了，而带我们的教练还是那些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多少私心杂念的老一辈足球工作者。

他们这批人，思想不像现在的教练那么多弯弯绕。

受大环境的影响，家长愿意送孩子去踢球的人也更多了，基数上去了，环境好了，还有一大批愿意无私奉献的引导者，成才数量必定就会多起来。

就拿现在已经解散的辽省天伦来说，有能力来欧洲联赛踢球的就有陈韬、戴召和我，可惜戴召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失去了对梦想的追求。”

李延把一直前倾的身体向后缩了缩，他听得入神了。

“这里边一定有个令人遗憾的故事，能仔细谈谈吗？”

“你知道，我在来阿贾克斯之前在国内的比赛中受了重伤，在辽省天伦拒绝为我提供治疗费用的情况下，我的父亲首先想到的是足球的各级主管部门，但是，非常遗憾，在官僚和资本家眼里，道德是最不值钱的玩意，他们不会为一个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的即将成为残疾人主张应有的权利。

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阿贾克斯出于人道主义，愿意提供一半的治疗费用。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即使剩下的一半费用，也高达130万软妹币，再加上恢复费用和父子两人的吃喝开支，我们是无法承担的，即使父亲卖掉了金陵的住宅也相差甚远。

如果不能筹措到另一半费用，我就将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就在我们父子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的街坊邻居们伸出了温暖的手，东家一万，西家两万，就连同一条街区的五保户王爷爷也把一辈子积攒下来的五百三十一元送到了我的病床前。

你知道他是怎么来到医院的吗！他把用红布和塑料袋包裹了无数层的五百三十一元钱以及两个馒头和一杯水带好，一大早就出门了，走到医院已经是下午两点了，你要问他为什么不打车和坐公交，他为了能给我多一份希望，他想多节省哪怕一元的公交费用也舍不得“浪费”。

除了街坊邻居还有我的同学朋友以及队友们，戴召就是他们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把多年踢球积攒下来的钱和队友的奖金悉数交给了我的父亲。我永远忘不了他和我最后见面的一句话，他当时对我说，“小沈，你天赋比我高，我希望你能从新站起来。”你知道他是以自己未来用来换取我的足球梦想的，请问谁能做到？

由于他把队友的奖金也私自做主送到了我的面前，从而和队友产生矛盾，其结果就是被辽省天伦清理出俱乐部了。”

“所以你对国内的官僚和资本家有怨恨，在这种情况下你才选择改换国籍，为荷兰或者法国国家队效力，是吗？一开始，我对你的选择是抱有看法的，现在我能理解了，我对你的选择不再抱有偏见……”李延双眼发酸，他能感受到沈彬当时的无助。

“对内斯肯斯先生，我是抱有感激的，如果不是他，我是无法从新回到绿茵场的，是他鼓励我从新站了起来，并力排众议把我带到了哈勒姆竞技。

但即使如此，也不是我选择荷兰国家队的理由。”

李延非常振奋，“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沈彬思考了一下，继续说道：“你说什么是国家？国家的意义又是什么？我认为国家是土地和人民，从来不是一小撮官老爷和自诩为高高在上躺在人民身上吸血的无良商人，而是一个个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千千万万普通百姓。

没有这些朴实善良的普通百姓，我就会在轮椅上坐一辈子，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取得小小的成就。

我如果不能为他们而战，你让我怎么面对像王爷爷、戴召这些帮助我的人，那样的话，我的良心一刻都不会安宁。”

程果快速地把沈彬的话翻译给托斯丹，“真是一片神奇的大陆，那里有一群伟大的人民，我被中国人的善良与友爱深深的感动了，可是据我了解，在法国的华人并不算少，我不怀疑他们是一群勤劳、谦逊的人，可是我并没有感受到他们拥有同样的品质，我不是对你的话有所怀疑，你对这个现象有什么要解释的？”

但是在二战中，当法西斯占领巴黎时，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一半投降了，比如维希政府，一半为了保住性命远走他国继续为祖国效力的，比如戴高乐将军，我认为最伟大的是千千万万自愿留下来直面刀锋的普通法兰西人民。

有能力离开中国，加入法国国籍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些所谓的精英阶层，他们大多是一些利己主义者，所以，愿意留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的人民相比较而言要善良友善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