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赵造、周袑、赵俊都来劝谏武灵王不要穿胡服，依照原来的办法更加便宜。

武灵王则表示，先王的习俗不同，哪种古法可以效仿？帝王们不互相因袭，哪种礼制可以遵循？伏羲、神农注重教化而不行诛罚；黄帝、尧、舜使用刑罚，但并不残暴。到了夏、商、周三王，随着时代不同来制定法度，根据事情实际来规定礼制。法度制令都要顺应实际需要，衣服器械都要便于使用。所以礼不必只用一种方式，便利国家也不必效法古代。圣人的兴起并不互相因袭却能统一天下，夏、殷的衰败并未改变礼制也最终灭亡。那么，违背古制未可厚非，遵循旧礼并不值得称道。况且如果说服装奇特的人心志浮荡，那么邹、鲁一带就不会有奇特行为的人；习俗怪异的地方民众都轻率，那么吴、越一带也就不会有出众的人才。圣人认为，只要有利于身体的就可以叫做衣服，便于行事的就可以称为礼。规定进退的理解，衣服的制度，是为了使民众有统一的遵循，不是为了评论贤人的。所以民众总是与世俗相伴，贤人总是与变革一道。所以说：‘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按照书本来赶车的人不会摸透马的性情，用古法来约束今世的人不同晓事物的变化。）’。遵循古法的功效，不可能高出世俗；效法古代的学说，不可能治理今世。你们不懂这个道理！

武灵王于是推行胡服并招募士兵练习骑射。

余求学之时，已闻武灵王胡服骑射故事，文章简略，已尽忘之，犹记其言如：‘赵服宽大不利于骑射，胡服窄袖合身便于骑射，故胡服’。此事物利害之辨，根本之道，故教育以之告学生，实教之以事物，导之以根本。天下运转必依其事物，世间变化惟据其根本，通晓其意，再修习诸科，则可以清晰之。

积年累月，余从愚昧懵懂，渐知世事，初时分彼此，而多有不明不达之处，后知人情、利害，则通晓一二，再明得失之理、前后之变，方知天下事物，内自有其理，而显露于外，人所不知者，一在不明其理，二在不察其情。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利民否？益国否？利民也！益国也！如此，武灵王，一国之君，犹不敢擅动也。

周以礼乐兴，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非无礼也，失其上下之别，颠倒君臣之序。

天下大乱，诸侯内乱，然天下之乱不易止，诸侯之乱不常在，及乱止，礼乐犹在，而人不同。

自周公制礼乐，已有七百余载，天下诸侯以此为尊，更以此荣享富贵。

夷人外族，与华夏战有千年之久，先贤智者，早已明其秉性，知其德行，故华夷有别，余读《春秋左传》常有此感，圣贤轻视夷族也。

圣贤治世，在安民，在顺应天道；圣王治世，在利民，在强健国家。是故圣贤者治民也，圣王者治国也。治民，则天下安定，逢贤明则有治世；治国，则利民强兵，遇雄主则有盛世。

然圣贤之道多在古，圣王之道则当时也，因其民无特异，古理可今用也，而物多有不同，今人难循古制也。

武灵王有心效仿古之圣王，易服变革，骑射强国，难在何处？

背弃旧礼，为国中贵族大夫所反对，为天下所非议。

‘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

武灵王应是早有准备，大朝信宫，与肥义谋，必已有全策；以先主遗愿、先王之辱、家国大义说服公子成，则大势已成；以礼俗之不同，制令之变迁，向国人阐述，则是为了安抚人心。

余已览卫、郑、宋、吴、越、鲁、晋、韩之故事，虽有夫差、勾践此等雄主，晋文、晋襄之霸业，亦感叹先人创业之艰，后人昏庸无道、葬送多少功业，留下许多动乱，生出无边战火。

至武灵王，胡服骑射，叹服，真乃不世之雄主，为天下所不能为，不拘俗世，不困礼法，明见利害，固行己道。

有如此人物，方有赵国几十年之强盛，天若许其性情妥善，安稳一二，恐不让秦昭襄王盖压六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