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由北宋的程颐、程颢兄弟创立，南宋的朱熹是其集大成者。该学派竭力宣扬儒家“大道”，故也被称为“道学”，因强调“理性”，所以又叫“理学”。

程朱理学主张“格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还提出了“致知”和“太极”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该学说。

明朝中期以来，王阳明心学盛行。在王阳明“心者天地万物之主”、强调人内心和主观能动性观点的基础上，对程朱理学做了尖锐批判。

李贽提出要保护和尊重人欲，使其健康合理地发展，在文学上提倡“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剧作家徐渭提出“人生堕地，便为情使”；汤显祖倡言“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都表现出以情反理的鲜明特征。

王学左派的观点和思想，使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个体的情感、欲望和本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程朱理学过于严格的道德规范和思想束缚。他们强调诗文创作应不受传统伦理及古人陈法的禁锢与束缚，自由地抒发真情实感。

王阳明（1472年-1529年），即王守仁，明朝绍兴府余姚人（今中国浙江余姚市），明代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出身名门望族，年少时便有四方之志。

王阳明在早年的求学，先后师从大文学家娄谅和大军事学家许璋，这两段经历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他的人生道路。

王阳明师从娄谅时，年仅十七岁。娄谅倾囊相授，王阳明如饥似渴地学习，在三年的时间里，研读了超过二百部程朱理学的经典，写下的读书笔记多达数十万字。

娄谅，明代理学家。师从吴与弼，继承朱熹学说，偏于心学，主张主敬“穷理”，中举后回乡讲学。

他们常常挑灯夜谈，对理学的精髓反复琢磨，不下千次的探讨让王阳明的思想愈发深邃。

而拜许璋为师时，王阳明二十出头，正值青春激昂。在许璋的指导下，王阳明参与了不下五十次的军事案例剖析，模拟了超过二百场战争的布局与指挥。每一次的剖析，他都全神贯注，笔记密密麻麻；每一场模拟，他都仿佛置身战场，调兵遣将，思索致胜之道。

许璋，明代军事学家，在军事战略、战术及兵法运用上造诣深厚，将军事智慧传授给王阳明，培养了王阳明的军事才能。

在与娄谅的学习中，娄谅对王阳明在哲学思考和道德观念的塑造上帮助极大。他引导王阳明深入思考人性、天理，培养了王阳明严谨的思维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在许璋这里，许璋不仅传授军事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王阳明的决断力和战略眼光。他教导王阳明在复杂的局势中迅速洞察关键，果断做出决策。

正是早年师从这两位大家的经历，为王阳明日后提出“知行合一”的伟大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阳明曾作《蔽月山房》诗，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思维水平。

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认为也许是读书做圣贤。他还远赴边塞游历，了解边境情况，胸怀建功立业之志。

王阳明12 岁就立志要做“圣人”，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志向。

1492年，21岁的王阳明为了实践朱熹所说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便与一位姓钱的朋友在父亲的官署中对着竹子进行“格物”。

通过观察和思考来推究竹子所蕴藏的“理”。钱姓朋友从早到晚竭尽心思地割竹子，三天后累倒了。而王阳明选择继续坚持，他独自“格竹”，七天后也大病一场。

经过这次事件，王阳明感叹道：“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此后，他对朱熹理学的正统观点产生了怀疑。

从王阳明的自述“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可以看出，他和钱姓朋友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观察竹子上，但“早夜去穷格”“竭其心思”等描述也足以体现他们的专注和投入程度。

“格竹”事件后王阳明开始重新思考和探索“格物致知”的真正含义，为他后来提出“心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有人认为这是王阳明对朱熹理学的一次实践尝试，虽然没有直接获得预期的结果，但引发了他对传统理学的深入思考；也有人认为这反映了朱熹“格物致知”理论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无论如何，“格竹”都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着名事件，引发了后人对哲学方法和认知理论的诸多探讨。

王阳明于弘治十二年，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了仕途。

正德十一年（1516 年），王阳明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当地匪患严重，据史料记载，仅在正德十二年正月到三月，王阳明就指挥军队进行了大小战斗 20 余次，剿灭山贼数以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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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三个过人之处。其一，不重形式，只重实质。动用的剿匪部队主要是机动部队，人数最多时才一万余人。他认为山贼未经专业军事训练，野战能力脆弱，只要解决他们倚靠的“地利”即可，而一支骁勇善战的机动部队就能胜任。

其二，以毒攻毒，以贼攻贼。正规军较少训练山地战，对付山贼草寇往往力不从心。王阳明重用受降的卢珂就是此策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