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尔莉特没有出席CH邮局的诸位为安·马格诺利亚夫人举办的葬礼，这并非因为她悲伤过度，而是因为她被邀请参加国防军少校尼古拉斯·冯·科尔布与前国防军女军人汉莎·韦恩斯的婚礼。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加纳利和嘉德丽雅留下一张带有泪痕的信纸。

“我的好友薇尔莉特向安·马格诺利亚夫人致以沉痛悼念，尽管她本人因故不能出席，但这并不能削减她的哀恸之情分毫，下面请允许我代她宣读悼词。”

嘉德丽雅吞了口唾沫，捏住信纸的手不可遏制地颤抖起来：

“20年零3个月前，也就是1921年的1月，我接到了安·马格诺利亚夫人的母亲，克拉拉·马格诺利亚女士的委托……”

薇尔莉特的心思完全在安·马格诺利亚的葬礼上，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圣心路教堂装饰的变化。她完全没有发现，祭坛上天主教会的那些绚烂华丽的圣物已经完全被路德宗的朴实器具所取代，而且长凳多了许多，她熟悉的这座法国教堂已经被占领军改造成新教的教堂了。

德军占领巴黎之后，为方便占领军官兵礼拜，除了利用巴黎既有的少数几个路德宗教堂外，还改造了十几个天主教教堂以据为己用，教堂里的天主教牧师也被换成了从德国本土派来的新教神父。

而在圣心教堂布道的，是科尔布的旧相识亚历山大·格里姆神父，他的教堂就在布雷斯劳，1918年德国战败后，西里西亚被波兰吞并。作为一个德国人，他本该就此返回自己的母国，但华沙方面对新教徒的限制和歧视政策驱使他留在布雷斯劳，为教众的权利而奔波。

由于格里姆神父长久以来的宗教温和主义倾向和对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一视同仁的热心肠，不仅布雷斯劳的日耳曼人拥护他，波兰人也大多不愿找他的麻烦，犹太人更是乐意与之联合，以共同反抗波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政策。

他就这样成为了西里西亚德国人的宗教领袖，并为保护当地少数族裔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甚至为此受到了魏玛德国的兴登堡总统和施特雷泽曼总理的接见，并受前者邀请出席了洛迦诺会议的签字仪式——那场签字仪式薇尔莉特也在，不过是在法国代表团中罢了。

这位神父不仅保持着同魏玛共和国上层的密切联系，而且理所当然地同诸多德国新教人士相交甚笃。那些宗教人士中最着名的一个便是尼莫拉博士，格里姆几乎是完全赞同尼莫拉的观点的，但众所周知，那位博士因反对元首的排犹主义而被帝国政府采取了“保护性措施”，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集中营里关着呢。

得亏尼莫拉博士被捕的时候（1937年7月）格里姆神父还在波兰境内，否则此人被抓进集中营简直是板上钉钉的事。冲锋队行事向来肆无忌惮，其倒台后的继承者党卫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公开批判辣脆主义的德国人。

好在格里姆是个“识时务的”，他和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上校一样，学会了在第三帝国治下闭嘴。

正是由于格里姆神父，科尔布和他的母亲才会将婚礼定在巴黎举行。

“要是我在巴黎有住处，我也不在柏林举行婚礼。”薇尔莉特左前方的一个军官对他身旁的战友吐槽道，“现在的柏林只要会喊‘向希特勒致敬’，什么地痞流氓都能当神父……”

话音未落，拿个军官就挨了后面的人一锤。

留意到这个情况，薇尔莉特暂时压抑内心的痛苦，在心中思忖道：如果信仰新教的国防军军官都对希特勒的宗教政策不满的话，没理由虔信天主教的军官或官员会拥护这一政策，毕竟天主教在今天的德国已经到了快要被取缔的边缘……于是薇尔莉特便默默记下了这一条情报，然后继续以参加葬礼的心情垂首不语。

可笑的是，有些德国人还以为她在因科尔布的成婚而悲痛欲绝呢。

…………

“最后，我委托CH邮局的同事们将剩下的三封信件放入衣冠冢中，以完成我作为手记人偶的职责。我不能确信马格诺利亚夫人一定会升入天堂，因为我已不能确信天堂之存在，若它确实存在……若神果然爱世人，祂怎会对这样的惨剧袖手旁观？”

薇尔莉特的信念完了，她对神的怀疑也清楚地表达给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原本圣心路教堂的驻堂神父，但所有人都没有心情去反驳，只是低着头沉默不语，任由春天的暖风拂过公墓的草地。所有人都心神不宁，毕竟今天安葬的是安·马格诺利亚，明天就可能轮到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下，神父本人甚至都忘了主动站出来恭读圣言，还要非基督徒的贝内迪克特提醒，才丢魂落魄地站出来诵读《圣经》。他的语速比往常快得多，在场参加葬礼的人很快就听到了那声——“阿门”。

“阿门。”参加葬礼的天主教徒齐声回应道，接着邮局的几位男员工便在贝内迪克特的带领下将轻得可怕的棺木放进了墓坑，然后往里面填土，土块砸在棺材板上咚咚作响，像地狱的战鼓一样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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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众人填土的声音作掩护，参加葬礼的一个身着蓝色邮递员服装的中年男子走到加纳利的身旁，对后者低声说道：“我确信您这里有一封薇尔莉特夫人留给我的信，阮夫人。”

听到有人称呼自己的越南姓氏，加纳利紧张地咽了口唾沫：“您是唐内利先生吗？”

“唐涅利，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