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以前的那个晚上，一大堆形形色色的帮派——什么火的十字架、法兰西行动等各种极右翼组织纷纷上街闹事，冲击总理府、总统府和议会。后来法共领导的工会也开始上街保卫共和国，让这场闹剧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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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数十人在当晚丧生，暴徒和警察大概各占一半，受伤者数以千计，这使得2月6号事件成了自巴黎公社运动以来首都最大的流血事件。

那晚的巴黎到处都是骚乱和枪声，正在帮助议员的妻子构思请柬的薇尔莉特就被困在了议会的所在地波旁宫。

为了救援势单力薄的她，德内尔混在全国老兵协会的游行队伍中，费了好大的劲才到协和广场（距离波旁宫仅一水之隔）。那些老兵还想通过协和桥去议会，但被警察彬彬有礼却极为坚决地拒绝了。等他们走后，德内尔独自留下向警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不过警察也没有网开一面放他过桥。他只好在大冷天偷渡塞纳河，好在他最终幸运地在议会大厅外找到了已经为手枪上好子弹的薇尔莉特。

昏黄的灯光下，那个不到三十岁的“柔弱”女子的背影让德内尔悬着的心一下子就放下来了。即使是今天，回忆那一幕也能让德内尔产生如释重负的放松感。

“想到什么开心的事了？”

薇尔莉特乐呵呵地向德内尔发问，后者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微笑，他看向可人儿闪烁的蓝眼睛，轻轻回答道：“想到上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看着你你在波旁宫里掏出手枪，那些共和国卫队的士兵们脸都黑了。”

“哈哈！”薇尔莉特抿嘴窃笑，“他们可没想到会有淑女把手枪藏在裙子下带进议会大楼。”

“希望他们以后吸取教训吧。”德内尔想想，又苦笑着补充，“也希望我们的总理能吸取教训。”

巧得很，当晚处置暴乱的总理正是现在的达拉第，处置的结果可谓难堪：警察、宪兵和消防员被提前收走了所有步枪以防止走火，导致他们在部分地区被装备了步枪的暴徒暴打；总理府自始至终都没给内务部门以明确的权限，导致警察、宪兵、消防员和卫戍部队整晚都处于被动；明明政府势单力薄，但达拉第因怀疑军队的首脑马克西姆·魏刚将军是个保皇派（他也确实是个保皇派），而没有向军队寻求任何帮助……

于是乎第二天，也就是1934年2月7日，达拉第内阁理所当然地倒台了：总共执政不过八天。

不管当朝的达拉第总理是否从当年的经历中总结出什么，反正现在邮局上下是有了一些经验。伤口处理完后，德内尔便开始作为指挥官安排同事们整理武器装备、构建“防御阵地”了。

在这个疯狂的年代，巴黎CH邮局总部的邮递员和手记人偶们倒比现役的军人先进入战争状态！

“我的丈夫：”

这个抬头称呼让罗贝尔感到一股暖流涌过头皮，虽然写信的人并没有改变，但不一样的称呼还是令新婚的少尉感到浑身上下都多了几分力气，不过来信的内容却让他一下子担忧起来。

“……最近的巴黎确实是不太平，我在送信遇到一次危险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邮局一百米，现在送信的任务全都落在了师父他们几个男邮递员的身上……爸爸卷进了斗殴，受了一些擦伤，之后便跟霍金斯老板一块‘布置阵地’，准备迎接暴徒的冲击了。

“虽然局势还没像五年前那么糟，但有备无患。你没有必要担心我，CH邮局现在绝对是整个巴黎除了波旁宫以外最安全的地方。我们有好几支猎枪和霰弹枪，手枪也有四支，爸爸把这些武器都集中了起来，他们那些老兵甚至还搜罗出几顶钢盔……实在太夸张了。

“我和你说这些事情不是让你挂念的——我们没什么可挂念的。公司安全到了霍金斯老板都把他的女儿接到了邮局的地步。距离我们半个街区就是警察局，那里的骑警都请爸爸做顾问呢！

“对了，随信来的还有一张照片，是玛格丽特给我们拍的，让你看看英气勃勃的女士们。”

信封里确实还有一张照片，罗贝尔把它掏出来，粗粗一览便忍俊不禁。她的妻子泰勒、薇尔莉特以及邮局里其它的几个手记人偶头顶钢盔站成一排，照片后面还用一本正经的印刷体写着：摄于“巴黎战役”前夕，1939.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