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才所提的两个建议，其实都是在这么做。

但无论是将士大夫的言行规范写入律法，还是大兴官学，都是治标之法。

因为法律再规范，执行起来肯定有漏洞。

官学再兴盛，士大夫阶层的先发优势是抹除不掉的。

至少几十年内，大宋的高官，绝大部分仍然会来自于世家大族。

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就算他闯过了科举那一关，进入了官场。

但面对着完全陌生的环境，没有人给他指导的情况下，仅仅熟悉情况可能就要三五年。

要是悟性再稍微差点儿，等他们彻底了解了官场的规则，可能大半生都已经过去了。

这其中当然会有一些天赋异禀之人，但大部分人终其一生，可能也就是个八品七品，甚至是九品官。

但一个世家大族出来的孩子呢？

人家的长辈哪怕同样是个九品八品的官员，但人家在官场上浸淫了一辈子，对于一切规则早就谙熟于心。

人家的孩子在入仕了以后，每一步该干什么，人家早就规划的明明白白，只需要按步就班的去做就行。

这样的情况下，人家的进步怎么可能会慢呢？

正是因为知道这个，李睿才把前面的两个办法，称为治标之法。

而他最后提出的建议，才是他心中的治本之法。

因为亲亲相隐发展到现在，早已经不再局限于君权、父权、夫权。

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民告官！

相比于之前的朝代，大宋朝对于民告官的事儿，其实宽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因为，大宋专门设立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用来处理百姓的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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