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晋宁这次有些冤枉军统了。
戴笠得知旧街煤矿的日军秘密基地,居然是日本海军第九特种战研究所,而且是针对欧美白色人种的细菌战或生化战,戴笠马上集中所有资源,对大隅良津展开了全面秘密调查,他专门派人前往位于云南省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寻求支援。
军统秘密招募了生物学专业的刘继侗、吴景钺同学,化学系的纪青莲、黄昭伦同学,由军统出资安排他们前往日本、美国留学,刘继侗、纪青莲用伪装的汉奸子弟身份,前往日本帝国东京大学医学系、生物系留学,对大隅良津进行全面暗中调查。
吴景钺同学、黄昭抡同学前往美国留学,通过爱国华侨介绍,进入纽约市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表面上是攻读博士学位,实际上是对从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的大隅良津展开全面调查。
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马晋宁的“杀毒计划”还没全面展开,就“夭折”了。
1941年1月,日军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
在泉阳这种所谓“治安区”内,加强伪政权的组织力量,以伪军、伪警察作为主要力量,承担当地的治安任务。
对八路军根据地与日占区之间的所谓“准治安区”进行逐步“蚕食”,在靠近八路军根据地的中间地带、野蛮的制造无人区,企图使其逐步变成“治安区”。
对八路军根据地这样的所谓“非治安区”,日军则以军事“扫荡战”为主,在八路军根据地残酷的实行“三光政策”及“囚笼政策”,妄图把八路军困死、饿死。
1941年3月30日始,在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统一部署、指挥下,华北各地日伪军开始实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
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扫荡战也拉开了序幕。
八路军晋中军区第四分区在司令员任道远、政委许东昊的率领下,在寿洋、泉阳这样的日占区内不断发展壮大,通过不断与日伪军进行袭扰战、伏击战,队伍再次恢复到了两个营的编制,只不过队伍平时根本不敢过于集中,所以战斗规模都不算大。
此时,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战已经开始,任道远急于打一场较大规模的战斗,迫使日伪军从封锁线上抽调部队、加强日占区的防卫,所以,虽然条件并不理想,但他和许东昊一致认为,有必要尽快发动一场一举两得的战斗。
任道远天生就是个“不安分”的人,他早就发现了大汖温泉有很多日本人,甚至还有大汖温泉直达泉阳城内的“班车”,可他对车上的日军中下级军官、日本商人的兴趣不大,因为这些人基本不会携带武器,即便有、也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南部十四式手枪。
任道远一直想干一票大的,于是他盯上了从旧街煤矿前往大汖温泉的日本人,每次都有不少于两辆轿车,还有足足一个中队日军护卫的日本人、肯定来头不小,组织上安排的调查日军秘密基地的任务、也迟迟没有进展,所以,任道远在几个月前就盯上了这些夜间出行的日本人。
由于日军“治安强化运动”开始实施,常驻泉阳的伪三旅也被派到缓冲区、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任道远得知马晋宁并没有抽调伪独立团离开大汖温泉,知道第四军分区的八路军实力有限,无法对大汖温泉发起突袭,只好另想办法。
从旧街镇到大汖温泉、全途一马平川,公路两侧全是农田、或是桃河滩涂,并没有一处适合设伏的地点,任道远亲自在这条路上勘察了几次,始终没有找到适合设伏的地点,这让任道远焦虑不已。
不利因素不止一点。
日本人不论是傍晚前往大汖温泉,还是清晨返回旧街煤矿的秘密基地,都是在白天,也就是说这场伏击战只能在白天打响。
还有一个第四军分区的部队早就以连、排、甚至班的规模分散到各地,假如白天集结,七八百人的队伍、很难不被日军侦知,所以,对八路军最有利的傍晚袭击,可以将战斗拖延到天黑后、再发起四面突击的战术不能用。
第四军分区只能利用夜间集结部队,在第二天早晨伏击返回的日本人。
还有,从旧街镇到大汖温泉的距离虽然有九十公里,但路况非常好,日军车队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中间还要经过勐县县城,也就是说,不论八路军准备在何处设伏,旧街煤矿的日军、勐县县城伪一旅、大汖温泉伪三旅独立团,都能在极短的时间赶去增援。
旧街煤矿的日军有德江大队留下来的汽车中队,最快只要30分钟,就能赶到旧街镇至勐县县城间的任何地点增援,所以,任道远早早放弃了在这段路上设伏的想法。
从勐县县城到大汖温泉的距离是四十多公里,居中设伏的话,伪军步行、需要两个小时,考虑到旧街煤矿的日军也会同时出发,那么日军还是会在一个小时左右赶到。
第四军分区目前仅有两个营的兵力,不可能分兵阻击日伪军的增援,因为日军的火力太强,就算集中两个营的兵力,也不一定能彻底压制住日军火力,再分兵、就更没有把握打死那些坐在轿车里面的日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