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普战争期间，普军的几个战略集团，20多万大军，基本都集中在南线的图林根山脉，与西面的汉诺威一带，从而导致普军在东面的波森大公国方向，也就是“大波兰”与华沙的兵力，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

等到东普鲁士方面军赢得“凯尔采战役”的胜利，并成功收复了华沙外，普军在大波兰地区的防御就变得土崩瓦解了。

以至于维比茨基和受他节制的波兹南兵团（指挥官是斯坦尼斯·瓦夫·费瑟将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复了大波兰地区四分之三的领土。而短短数天内，大波兰各级城镇与农村，依照波兹南省级委员会的号召，纷纷建立了对应的革-命委员会。

与此同时，波兰领土上的普鲁士移民，只能龟缩在少数有坚固要塞堡垒保护的城池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候法国-军队到来。他们宁可饿着肚子向三色旗投降，也不愿意向波兰军队缴械。

那是到处在传闻，有数以万计手持兵器的波兰暴徒在波森大公国闹事，疯狂屠杀一切只会说德语的普鲁士人，无论对方是军人，还是平民。一旦被他们抓住，都是格杀勿论，统统吊死在树梢。

鉴于此，作为东普鲁士方面军总指挥的席塞尔将军，只能将手中并不多的法属后备军，甚至是荷兰和瑞士军队，以营连的方式派往大波兰的各处要塞，接受普鲁士人的投降，竭力保护普鲁士移民的人身安全。至于私人财产，尤其是那些房屋、田地、矿山、庄园等不动产，那就无能为力了。

7月中下旬，也就是华沙光复一个多月后，在巴尔斯执政官的倡议下，波兰临时中-央议会，以及中-央政-府一致同意，将从陪都克拉科夫，迁都到北面，2百公里外的首都华沙。

另外，临时议会还通过一份决议案，将波兰光复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过度到“祖国统一委员会”，继而尽可能的团结各阶层的民众，逐渐淡化波兰与普鲁士的民间矛盾。

然而事实并非巴尔斯等人设想的那般简单，波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上层之间的关联很是复杂，相互间的利益纠葛也非同寻常，

在中后期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的政治环境里，形成了以三股政治势力互相制衡、博弈的局面，分别是：国王，王室代表的传统王权；广大的施拉赤塔阶层，国家统治阶层的主要构成；少数非常有权势的贵族巨头，通常都生活于大中城市。

需要说明的，波兰的贵族数量属于欧洲各国最多的，差不多15%的人口都是国家的贵族；如果再算波兰的那些准贵族（被承认的私生子或其他方式混到贵族头衔的），这个数字可以达到令人恐怖的25-30%。而同一时期的英国与法国，贵族的比例仅有2%到3%。

三股政治势力的互相制约形成了一个良性、稳定的政治环境，任何一个势力的独大或衰弱都会造成非常糟糕的影响。

在波立联邦晚期，随着频繁的对内与对外战争、经济的失利，王权受到沉重打击，政治生态严重失衡，施拉赤塔和贵族巨头权力疯狂膨胀，直接造成了以“一票否决权”为代表的一系列恶劣的政治现象，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联邦（共和国）的衰亡。

在波兰灭亡史上，最容易被历史学家大批特批的，是投靠俄国人的“塔戈维查联盟”。这是一个由俄国将军主导，不少波兰大贵族参与，甚至还包括当时的波兰国王，所组成的一个反动政治联盟。

不过，更多的波兰大贵族、大农奴主还是爱国的，包括现任波兰临时执政官的巴尔斯伯爵，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还有因为政见不合而被安德鲁赶到美国的柯斯丘什科侯爵。

事实上，波兰的大贵族并非一味的保守愚昧，他们的子弟也认真学习与研究过法国的启蒙思想，很多波兰贵族还积极参加过法国大革-命，于是后续在波兰就出现了一部《五三宪法》。

前世的安德鲁深入了解过波兰近代史，真正妨碍近代波兰发展的，除了俄普奥三大强敌外，主要的内部阻力，来自广大的施拉赤塔阶层，他们是国家统治阶层的主要构成。

广义上讲，任何贵族都算是施拉赤塔阶层；狭义上讲，施拉赤塔阶层只是那些数量庞大，财富地位良莠不齐的中小型贵族。

而这个狭义的施拉赤塔阶层，约占波兰整个人口的8％左右，主要是波兰的中小贵族，尤其是分布在广袤东欧平原之上的，那数十万的乡绅小贵族，约有70%到80%的耕地都是他们的。

施拉赤塔虽然都是世袭贵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一些施拉赤塔甚至还不如部分市民有钱。

然而，即便再贫穷也并不妨碍他们在法律、政治上的特权及影响力，最贫穷的人享有与最富有的大贵族相同的权利。

就算穷的要给大地主打工，施拉赤塔也有权利在瑟姆（地方）议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投票。

在波兰与立陶宛联邦境内，曾一度拥有7百多个新教教会里，其中就有420个属于加尔文宗，而140个为路德宗，剩下的是阿里安宗及其他教派。

从新教徒的比例分布上看，波立联邦的大贵族中有一半都是新教徒；到施拉赤塔和市民阶层，这个数字降为25%；到广大农民阶层，这个数字已经降为5%。

由此可以看出，物质条件更加优良的人，有更多机会和意愿接纳新的思想，反之则更加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