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各宾派执政期间，号称“不可腐蚀者”的罗伯斯庇尔的确做到了廉洁奉公，成为美德的忠实信徒。

回归现实的时候，巴黎的大小官员们很少有喜欢他的，那是罗伯斯庇尔不太愿意给同僚和部下涨工资，加福利。这位“不可腐蚀者”，喜好以自己身体力行的那一套极为苛刻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人，自然适得其反，“不得官心”。

所以，自从安德鲁执政以来，他从不拿超越19世纪中叶的道德标准去规范自己的部下。哪怕穿越者来自21世纪。

毕竟，“贪婪”在基督教世界中，属于公认的七宗罪之一。换句话说，贪婪是人与生俱来的，无法磨灭的一种本性。

此刻，号称欧洲君主制中最清廉、最公正的英国官员体系，依然可以公开的卖官卖爵。比如说另一时空的威灵顿公爵，最初的开始，就是他的兄长花了一笔钱，从某个军校生手中买来了少尉军衔。

不仅如此，威灵顿后来获得的少校军衔和中校军衔，同样也是花钱得来的。包括另一时空他在伊比利斯半岛，未经请示就与法军指挥官私下签订了一个《辛特拉条约》，回国后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同样是借助了“英镑的力量”，这才逃过强行退役的惩罚。

在融入18世纪晚期的政治生活时，安德鲁执行的道德标准，简单来说就是屁股指挥头脑，基本上符合“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在作为政治部警长与前线指挥官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为自己谋取福利，力求让他本人“多快好省”的富裕起来，避免穿越者不幸战败，不得不逃亡到国外的时候，不会山穷水尽，一无所有。

等到了热月政变成功之后，安德鲁借助一系列政治与军事手段，逐步掌握了国家大权。此时，他对财富的兴趣依然存在，但更多是基于国家的立场来看待问题，因为安德鲁已坐在共和国第一执政的宝座上。或许印证了一句老话，“朕即国家”。

毫无疑问，领导者与服从者之间不可能真正的平等，督政-府的执政官中，很少没有敛取财富的人。无论是第二执政勒贝尔，或是第三执政图里奥，他们都不会拒绝政客与商人的贿赂。至于第四执政康巴塞雷斯，他同样明里暗地在为自己的家族谋求各种经济利益。

唯一的例外，就是病入膏肓的第五执政勒让德尔，因为金钱对于他而言，已变得毫无意义了。如今的他，每天只能躺在凡尔赛的寂静庄园里，依靠服用阿片酊或是吸食阿片膏来减轻疾病的折磨。

不过，安德鲁还是给官员们设定了几道法律红线：不得私下接触包括保王党在内的敌对势力，行政官员不得干涉军队，不得出卖法兰西的核心利益，不得公然违背共和国的现行法律……

另一方面，安德鲁同样也需要大量的金钱。不说别的，单单维系枫丹白露宫的各项日常开销，一年大约就需要20到30万法郎，差不多3倍于他的薪俸。

虽说每年，数十项专利的授权，可以给第一执政带来高达6万到8万法郎的额外收益，但这还远远不够。

于是，夏洛特夫人明目张胆的收取访客的各种政治献金，同样是得到了安德鲁的私下默许。

至于在法兰西银行、各种工厂（工场），以及士地庄园的巨额投资，还有海外银行的大量存款，安德鲁在登记结婚之前，都通过律师和会计师，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其每年的收益都会分给安德鲁的诸多私生子和她们的母亲。

……

依照法军总参谋长贝蒂埃尔将军的分析，瑞士拥有两大地理优势：一是，瑞士地处山地，有利于防御，以至于谁占有瑞士，谁就处于有利的地位；二是，瑞士俯视着自上意大利直至萨伏依阿尔卑斯山脉山脚。

也正是如此，这个保守的山地国度对任何“相对抵抗”来说，都是有利的，但是对任何“绝对抵抗”来说，都是危险和不利的。

法军总参谋长所描述的“相对抵抗”，是所有只应持续一定时间的抵抗，因为它本身并不包含着一场决战，而只是与一场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决战有关联。

任何军事行动在山区进行得都比在平原上慢，因此即使是一次失利的抵抗（即以撤出阵地而结束的抵抗），其在山地持续的时间也总是比在平原上长。

如果瑞士的抵抗主要是为争取德意志联军抵达的时间，那么在山地的抵抗，出于这一原因就会比在平原上的抵抗更成功。

这一在山地的抵抗，也因为它会让进攻者（法军）付出更多血的代价而更成功。尽管在进行主要决战时，军队统帅不会考虑流血问题。

但显然，相对于富饶的莱茵河战场与北意大利战场，瑞士邦联属于典型的鸡肋。在一个贫瘠的山地国度取得胜利的代价，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但是在只是要达到一个次要目的时，法国统帅就可能十分在意胜利的代价问题。

最后，山地中的任何一支小部队（游击队）的战斗力都远大于在平原地区，一是因为它在山地从来不可能被一举歼灭；二是因为骑兵这一对小股部队在其退却时最具威胁的兵种，在山地几乎派不上用场。